神瑞二年（415年），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连年霜旱，秋谷歉收，发生粮荒。云中、代郡一带很多百姓饿死。九月，太史令王亮、苏坦对明元帝说：“平城连年霜旱，有人观天象说，必有大难，我们不如把国都从平城迁至邺城（今河北临漳）。”

明元帝向群臣咨询意见，崔浩和特进周澹对明元帝说：“以臣之见，国家迁都于邺，虽可暂时解救今秋之饥，但并非长久之策。东州（太行山以东各州）之人，一向认为国家居于广漠之地，人口、牲畜众多，号称‘牛毛之众’。现在如果迁都，东部各州分配不了多少人，而且让百姓杂居各地，处于荒野山林之中，水土不服，疾病流行，会使人们意志沮丧。四方人士知道了真实情况，也易产生蔑视和欺侮国家的念头。屈丐（指赫连勃勃）、蠕蠕（指柔然）等也会乘机而入。那时，云中、平城就有沦为敌手之患，那时想回师援救，因中隔恒山代土，恐怕也来不及。如果暂不迁都，即使山东发生变乱，也可轻骑南出，耀武扬威，人们不知虚实，必然望尘畏服。这正是国家威制中原的长远方略。再说，到明春牧草生发、乳酪充足，兼有蔬菜果类，足以接济来秋。如果再有一个好的夏收，形势就可变好了。“

明元帝听了这一番高论，觉得很有道理，可又很不放心，让中贵人问崔浩、周澹说：“假如挨不到来秋，或者来秋庄稼不熟，将又如何是好？”崔浩等献计说：“陛下可以把那些最穷的民户，下到各州去就食，如果来秋仍然庄稼歉收，就再想别的办法。但切切不可迁都！”明元帝听从崔浩的劝告，挑选了一批最穷困的民户，下派到山东定、相、冀三州谋食，派左部尚书周几率军镇守鲁口，以安抚、管理饥民；令汉民每户出租米五十石来养活这些穷户。同时亲行藉田，命有司劝课农桑。到第二年（416年）秋天，收成很好，百姓富足，人心安定，国家度过了难关。明元帝很高兴，赐给崔浩、周澹每人妾一位，御衣一套，绢五十匹、绵五十斤。

泰常元年（416年）八月，东晋太尉刘裕北伐后秦，水陆并进。晋军势如破竹，后秦连连败退。次年（417年）三月，刘裕率水军自淮、泗入清河，准备逆黄河西上，为顺利进军关中，刘裕派人向北魏借道。明元帝召集群臣商讨借道之事，遭到满朝公卿的反对，认为刘裕此举必有图魏之意，应该出兵阻止刘裕军沿河西上。只有崔浩站出来反对说：“柔然不断向我侵扰，国内缺粮，我们不宜出兵迎敌。如果向南出兵，则北寇进击；如果出兵救北方，则东方又面临危险。因此，不如借道刘裕，纵其入关，然后堵塞其归路。这样就像卞庄打虎，专等两虎咬斗之后再动手，就可以一举两得。”

明元帝还是担心中了刘裕之计，最终没有同意崔浩的建议，派司徒长孙嵩带领步骑十万人驻于黄河以北，并派出数千骑兵于黄河北岸跟随与监视刘裕军的西上。刘裕进军受阻，遂于四月以车兵弓弩兵及长矛兵等组成“却月阵”，魏军以三万骑进攻，大败而归，阿薄干等被斩。明元帝闻魏军惨败，后悔不迭，恨不能用崔浩之计。

等到刘裕兵临潼关时，明元帝又问计于崔浩，崔浩回复说：“过去姚兴好虚名，而无实用。其子姚泓又生病，众叛亲离。刘裕乘人之危，兵精将勇，以臣看来，胜利在握。”拓跋嗣问：“刘裕军事才能与慕容垂相比如何？”崔浩说：“刘裕更强。”明元帝问：“你说说怎么个强法？”崔浩说：“慕容垂借父祖二世为君的资本，出生时便已尊贵，同类归之，就如夜蛾赴火，稍加努力，便足立功。刘裕则从寒微丛中挺拔而出，没有一尺土地作为资本，没有一卒可供调用，他奋臂大呼而剿灭桓玄，北擒慕容超，南摧卢循等，篡夺晋权，遂执国政。刘裕如果平定姚泓回来，必定取代其主，这是必然的事情。秦地戎夷之人混杂并居，乃虎狼之国，刘裕也不能好好守住它。风俗不同，人情难变，想在三秦之地行荆扬教化，就如无翼而想飞，无足而欲走，是不可能的。如留兵守之，必然是给敌人帮忙。孔子说：善人治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现在秦人难制，一、二年间哪能是刘裕做得到的呢？我们暂时可治戎束甲，息民守境，以待其归，秦地终当为我国所有。我们尽可坐而待之。”明元帝说：“刘裕已经入关，不能进退，我派精锐骑兵南袭彭城、寿春，刘裕哪里能自立？”崔浩说：“现在西北二寇未灭，陛下不可亲自率领六军出征。兵众虽盛，而将领之中却无韩信、白起。长孙嵩有治国之才，而没有进取之能，不是刘裕的对手。臣认为待之不晚。”明元帝笑着说：“你思量的我已知道了。”

泰常三年（418年），彗星出天河口，进入太微，经过北斗，中间通过紫微，侵犯天枢，前后八十多天，至汉而灭。拓跋嗣又召诸儒术士问道：“而今天下未统一，四方对峙，灾兆之应，将在哪个国家？朕很是害怕，大家尽量说来，不要隐瞒什么。”众人都推举崔浩应对。崔浩说：“古人有言，大凡灾异的产生，都是由人而起。人若没有过失，妖异之象不会出现。所以人失于下，则灾变见于上，天事恒象，百代不改。《汉书》记载王莽篡位之前，彗星出入，正与今天相同。国家之中主尊臣卑，上下有序，百民没有异心。只有僭晋卑陋削小，主弱臣强，累世遭到欺凌，故而桓玄逼夺，刘裕握权。彗孛，为恶气所生，是应僭晋将灭而刘裕篡权的征兆。”众人无人能说出与崔浩不同的话来。明元帝深信不疑。至泰常五年（420年），刘裕果然废了司马德文，自立为帝。北魏南部的镇将奉上刘裕改元赦书。当时，明元帝正在东南舄卤池射鸟，听说这事后，驰马召崔浩，对他说：“往年你说彗星的卜占应验了，朕今天才信天道。”

当初，崔宏病重，崔浩剪指甲截发，晚上在庭院中仰祈北斗，为父亲请寿，请求以身代父，叩头叩得流血。一年多都不停息，家里还几乎没人知道。等到崔宏逝世，守丧尽节尽礼，时人都很称道他。崔浩袭爵白马公。朝廷礼仪、优文策诏、军国书记，全是崔浩负责。崔浩能为杂说议论，并不擅长写文章，而只是留心于制度、科律以及经术的言辞。制作家祭办法，排列五宗次序，制定蒸尝之礼，丰俭之节，义理明白可观。生性不好老、庄之书，每次读不过数十行，就丢了，说：“这些矫饰诬妄的论述，不近人情，必定不是老子所写的。老聃演习礼义，仲尼师从他，哪里会著败坏礼法之书，以乱先王之教呢？这就是袁生所谓家人筐箧里的物品，不可在王庭中宣扬。”

明元帝常有小病缠身，屡见怪异之物，他派宦官秘密地问崔浩说：“《春秋》里面说：‘星孛北斗，七国的君主都将有灾。’今天日蚀于胃昂，尽光于赵、代之分野，朕已病了好几年，医疗救治倒也无大损害，我担心一旦不行了，诸子都还年少，那该怎么办呢？你为我作百年后的打算。”崔浩说：“陛下您春秋富盛，事业如日中天，以德除灾，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况且天道玄渺高远，或消或应。过去宋景见灾修德，荧惑退居。臣愿陛下排遣诸多忧虑，宁神保和，纳御嘉福，不以愚昧之说，致损圣恩。必不得已，请陈妄言。自皇朝圣化龙兴，不设立储君，所以永兴年间开始，国家社稷几近危难。今天应早建东宫，选用公卿中忠正贤良、陛下一向信任的臣僚充当师傅，左右侍臣忠诚圣上的充当宾友，让他入总万机，出统军队政务，监国抚军，六柄在手。如这样，那陛下就可以优游无为，颐神养寿，进御医药。陛下百年之后，国有成主，民有所归，那奸邪之人只有息望作罢，也没有什么空隙可钻的了。这乃是万世的令典，免祸的大略。而今皇长子焘，年纪将满十二岁，聪慧敏睿温良谦和，众情所系，现在登上储君的位置，那是天下的幸事。立子以长，礼仪所定。如必须等到他们都成人了然后再择储君，倒错天伦，则会生出履霜践冰之祸，自古以来，典籍所记，兴衰存亡，很少不由此的。”

明元帝接受了崔浩的意见，于是让他奉策告示宗庙，让长子拓跋焘“为国副主”，在正殿临朝。司徒长孙嵩、山阳公奚斤、北新公安同为左辅，坐东厢面西；崔浩与太尉穆观、散骑常侍丘堆为右弼，坐西厢面东。百僚各司其职听从调遣。明元帝避居西宫，时隐而暗察之，听其决断朝政，大为高兴，对左右侍臣说：“长孙嵩宿德旧臣，历侍四朝，功存社稷；奚斤辩捷智谋，名闻遐迩；安同通晓俗情，明练政务；穆观达于政要，识朕意图；崔浩博闻强识，精于天人之会；丘堆虽无大用，然而在公事上专心严谨。有这六个人作为辅佐，我与你们优游四境，伐叛安民，可以意气奋发于天下了。”群臣不时陈奏疑难问题，明元帝说：“这不是我所知道的，应当由你们的国主来决断。”

泰常七年（422年），刘裕去世，明元帝想趁机攻取洛阳、虎牢、滑台。崔浩说：“陛下不以刘裕篡位为怀，接受他的贡物和使者，刘裕也敬侍陛下。不幸他今天死了，我们乘丧讨伐他们，即使得手也不光彩。《春秋》说：晋国士丐率军侵犯齐国，听说齐侯去世，便撤回军队。君子以不伐丧为大礼，认为恩足以感动孝子，义足以动诸侯。而今国家也不能一举而定江南，应该派人前去吊祭慰问，存其孤弱，怜其凶灾，布义风于天下，令德好事指的就是这些。如此，则会教化披盖荆、扬，南金象牙羽毛之类珍奇，可以不求而自至。刘裕刚死，党羽未离，我们兵临其境，他们必定齐心迎战，这样我们不一定能够得手，不如慢慢处置，等待敌方出现内讧。假如他们国中强臣争权，变难一定蜂起，然后我们命将扬威出征，就可不劳士卒，坐收淮北之地。”明元帝坚决要南伐，诘难崔浩说：“刘裕因姚兴死而灭其国，刘裕死了我讨伐他，怎么不可以呢？”崔浩坚持说：“姚兴死时，二子纷争，刘裕才讨伐他们。”明元帝大怒，不听崔浩的话，于是派奚斤南伐。群臣讨论说：“先攻城呢？还是先抢地盘？”奚斤说：“请先攻城。”崔浩说：“南方人善于守城，苻坚攻打襄阳，经年不拔。今天以大国之力攻其小城，如不及时攻克，挫损军势，敌人便能徐徐严整而来。我军疲怠敌方劲锐，这是危险的做法。不如分军取地，到淮河为限，设置守宰官员，收聚租谷。滑台、虎牢反而在我军北面，南边救援的希望断绝，必定沿河东逃。如不这样，就会成为我们的掌中之物。”吴兵将军公孙表请求先攻城池。奚斤等渡过黄河，先攻滑台，经久不拔，上表请求援军。明元帝发怒，于是亲自南巡，拜崔浩为相州刺史，加左光禄大夫，随军为谋主。

等到明元帝回朝，崔浩跟随其出巡西河、太原。崔浩登高坡之上，下临黄河，旁览山川，感兴大发，于是与同僚讨论五等、郡县的是与非，考查秦始皇、汉武帝的得失。对他的好古识治，大家深为折服。天师寇谦之每与崔浩谈话，听其论古代治乱之迹，常常自夜达旦，神情严肃，从不懈倦，随既而赞叹说：“你的话很好，都可实行，你也可以称得上是当今的皋繇了。但世人因为贵远贱近，不能深刻理解你的话。”因此对崔浩说：“我行道隐居，不营世务，突然听到神中诀语，要我应兼修儒教，辅助泰平真君，继千年断绝的皇统绪脉。而我学不稽古，临事暗昧，卿就为我撰列王治典，并论述其大要吧。”崔浩于是著文二十多篇，上推太初，下尽秦汉变弊之迹，大意先以恢复五等制为本。

泰常八年（423年）十一月，明元帝驾崩，拓跋焘即位，是为太武帝。左右官员忌恨崔浩正直，一起排挤毁谤他。太武帝虽然知道他的才能，但不能不接受众议，故罢黜崔浩，让他以公爵的身份归家闲居。碰到有什么疑难，便召来请教。崔浩性情敏达，长于计谋，常自比西汉开国谋臣张良，认为自己在通古方面还胜过他。既然赋闲在家，因此打算修炼服食养性之术，而寇谦之有《神中录图新经》，崔浩便拜他为师。

始光（424年－428年）年间，崔浩被进封为东郡公，拜官太常卿。当时朝中正议论讨伐胡夏赫连昌的事。群臣都认为这是件难事，只有崔浩说：“往年以来，荧惑星再次守住羽林星，并都形成钩己之状，这就预卜了秦的灭亡。而且今年五星一齐出于东方，这是有利于西伐的征兆，天应人和，时机到齐了，不可失去这个机会啊。”太武帝于是命令奚斤等出击蒲板一带，自己亲率轻骑奇袭夏都统万城，大胜而归。后来太武帝又要再次征讨赫连昌，到了统万城下，收集兵马假装撤退。赫连昌鼓噪而来，冲突前进，将阵营舒展铺开为两翼，时值风雨从东南而来，沙尘暴虐，天地昏暗，宦官赵倪进言：“现在风雨从敌军后面而来，我军正向着风沙而敌人则背着风沙，天不助我，况且将士又十分饥渴。希望陛下领着队伍躲避他们，待日后再图大举。”崔浩叱责他说：“这是什么话！千里之外前来制胜，一日之中怎么能有变化呢？贼军现前行不能停止，和后方远离断绝，更适宜我军分队隐蔽出击，乘他们不注意而攻打他们。对付风的办法在于人的谋划，有什么规律可循呢！”于是太武帝重新部署，全力反攻，夏军全军崩溃，赫连昌逃奔上邽。

攻克统万城之后，太武帝为摆脱北面柔然与南朝宋腹背受敌的威胁，决意集中力量打击柔然。公卿大臣们担心宋军乘机北进，竭力劝阻，连太武帝的乳母窦太后都极力阻止此行，只有崔浩极力赞成。他很有把握地说：“宋自刘裕去世后，元气一直未恢复，对我构不成直接威胁。我们统一北方的大业，首先应对北方的强国夏国、蠕蠕下手。夏国已被我打败，大伤元气，气数已尽，灭亡夏国已是时间问题了。蠕蠕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常口吐狂言，我国还未真正重创它，所以必须调集精兵，趁蠕蠕骄横轻敌的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长驱直入蠕蠕境内，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到时一定能获全胜！”

群臣见状，推出曾担任赫连昌手下太史的张渊、徐辩出面劝阻。张渊的理由是：“当年是已己年，属于‘三阴之岁’，‘太白在西方’，故不能举兵，否则必定失败。”他年轻时以劝阻苻坚南伐而名噪一时，群臣认为如今天时、人事都不和谐，不能轻举妄动。太武帝经此劝说后，犹豫不定，于是命崔浩与张渊等当庭辩论。崔浩针锋相对，说：“阳是恩德，阴是刑杀，所以出现日食时，君主要积德，出现月食的时候，要注意刑罚。帝王使用刑法，对犯罪的人则绑缚肆市处决，对于犯大罪的敌国，就应该使用甲兵消灭它们。今天出兵讨伐有罪之国，正是加强刑罚。我观察天象，近年以来月亮运行遮盖昴星，到现在仍然如此。这表明，三年之内天子将大破旄头星之国。柔然、高车都是旄头星的部众，希望陛下不要犹豫。”张渊等羞愧难言，辩解说：“柔然，是远荒外不确定的东西。我们得到他们的土地，也不能耕种收获粮食，得到他们的百姓也不能当做臣民驱使。而且他们疾速往来，行动没有规律，很难攻取并彻底制服，有什么事如此急迫，要动员大队人马去讨伐他们？”崔浩说：“张渊、徐辩如果谈论天文，还是他们的本职，至于说到人间的事情和当前的形势，恐怕不是他们能确切了解的。这是汉朝以来的老生常谈，用在今天，完全不切实际。为什么呢？柔然本来是我们国家北方的藩属，后来背叛而去。今天我们要谋杀叛贼元凶，收回善良的百姓，使他们能够为我国效力，不是毫无用处的。世上的人都信服张渊、徐辩深通天文，预知成功或失败。那么，我倒想问问他们，在统万城没有攻破之前有没有溃败的征兆？如果不知道，是没有能力；如果知道了却不说，是对陛下不忠。”当时前夏主赫连昌在座，张渊等自以无先言，惭不能对。拓跋焘非常高兴，对大臣们说：“我已决定了。亡国之臣不可以同之相谋划，确实是可信的呀。”

为了打消太武帝最后的疑虑，崔浩又进言：“刘义隆今日君臣，非刘裕时可比，他们如果敢来，譬如小马小牛斗虎狼，有何畏惧？’如今夏季，柔然的习惯分散放牧，秋天牲畜肥壮，方才集中，天寒时南下掳夺，出其不意，大举袭击，必定成功，只怕诸将不肯深入，不能全胜’。”崔浩口若悬河，舌战群臣，终于令太武帝彻底打消了疑虑，决计大举讨伐柔然。这次远征，根据崔浩的“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谋略，果然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柔然主力溃败，提出和亲。从此不再是北魏的主要威胁。也正如崔浩的担心，当魏军进到琢琊山，诸将怕有伏兵，劝太武帝停止进军。七月，魏军班师。后来得到情报，再前进两天，就可以把残部消灭光。太武帝为此后悔不已。

延和元年（432年），太武帝灭亡北燕，在统一北方的道路上，只剩下西北角的北凉苟延残喘。

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讨论伐谅之事，群臣反对，尤其是安西将军李顺反对得最厉害。李顺作为太武帝的特使出使北凉十二次，对北凉的情况了如指掌。也曾在太武帝面前预言北凉沮渠氏离败亡不远。但是此人贪财，逐渐被北凉人用重金收买。太武帝此前数次想对北凉出兵，都被李顺劝阻。这次他看到太武帝决心很大，只好编造谎言说：“从温圉水以西直到姑臧，遍地都是枯石，绝对没有水草。当地人说姑臧城南的天梯山上，冬天有积雪，深达几丈，春季和夏季的时候，积雪融化，从山上流下来，形成河流，当地居民就是引雪水入渠，灌溉农田。如果凉州人听说我们大军开到，一定会断绝渠口，让水流尽，我军的人马就无水可用。姑臧方圆百里之内，土地因无水寸草不生，我军人马难以久留。”崔浩反驳说：“《汉书·地理志》中讲道：凉州的畜产，天下最为富饶。如果那里没有水草，牲畜怎么繁殖？另外，汉朝绝不会在没有水草的土地上兴筑城郭，设置郡县。况且，高山冰雪融化以后，只能浸湿地皮，收敛尘土，怎么能够挖通渠道，灌溉农田呢！这种话实在是荒谬不可信。”李顺恼羞成怒地说：“耳闻不如眼见。我曾经亲眼看到，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辩论？”崔浩一针见血地说：“你接受了金钱贿赂，就想要替人家说话，你以为我没有亲眼看到就能被你蒙蔽吗？”

后来太武帝决意亲率大军讨伐，当看到姑臧城外水草茂盛，便十分痛恨李顺，对崔浩说：“你当年说过的话，今天果然应验了。”崔浩回答说：“我不敢不讲实话，一向如此。”

除了以上事件中以外，崔浩在平息薛永宗、盖吴暴乱，征讨吐没骨部落，吐谷浑以及南征刘宋等战争中屡献奇谋，屡建奇功。太武帝曾对崔浩说：“你才智渊博，历事我的祖父与我父亲，尽忠三世，因此我对你特别看重。希望你凡有所思，直言相告，助我治世。我有时脾气不好，也许不能采纳你的建议，但过后静思，却总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他还曾指着崔浩，对新归降的高车酋长们说：“你们别看此人纤弱不堪，手无缚鸡之力，但他胸中所怀，却远远胜过甲兵。但我征战前犹豫不决之时，都是他使我下定决心，而且总是大获全胜。这都是他的功劳！”他曾召集众尚书，下令道：“日后凡属军国大计，你们不能决定的，都应先征询崔浩的意见，然后再可实施’。”

太武帝对崔浩不仅是信任，而且很亲近。他有时到崔浩家中向他请教，崔浩接待太武帝仓促之间，来不及制作精美的食品，就搬出家常菜肴，太武帝总是高兴地拿起来就吃。崔浩进宫见驾，地点也不限于朝堂，可以出入寝宫。

主词条：国史之狱

在太武帝镇压盖吴起义的过程中，崔浩曾亲见寺僧藏匿武器，崔浩笃通道教，主张废佛。太武帝由此下令关闭长安沙门，焚烧寺院，捣毁佛像，史称“三武之祸”。寇谦之以杀僧过多，曾苦求崔浩，阻止灭佛，崔浩不但没有听从，反而极力劝告太武帝要加大打击佛教的力度。当时“一境之内，无复沙门”，朝野间怨声载道。

崔浩掌权后，企图按照汉族的世家大族的传统思想，整理、分别和规定氏族的高下。早在神麚三年（431年）时，崔浩便“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表弟卢玄劝阻他说：“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意做这件事的人，能有几人！请你要三思。”但崔浩不从，从而得罪了众多的鲜卑贵族。

崔浩之弟崔恬嫁女儿给王慧龙。太原王氏是名门大族，世代遗传齇鼻，在江东被称为“齇王”。崔浩见王慧龙时，一看到他的齇鼻，就说：“的确是王家男儿，真是贵种！”又多次对朝中的鲜卑诸公称赞他长得俊美。司徒长孙嵩听了大不高兴，就向太武帝告状，说王慧龙是从南方归降的，崔浩叹服南人，是“有讪鄙国化之意”。太武帝大怒，把崔浩传来训斥，崔浩脱帽叩头，自责了一番才得到宽恕。

太子拓跋晃监国时，崔浩自恃才略及太武帝的宠任，专制朝权。一次曾推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人士数十人，都自起家直接任郡守。拓跋晃对崔浩说：“早先征聘的人才，也是被作为州郡官入选的，他们担任这一职务已经很久了，辛勤劳苦却一直没得到过朝廷的报答，应该首先补充他们作郡县守令，让新征聘的人代替他们做郎吏。而且太守、县令管理百姓，应该由经历过世面有经验的人来担当。”崔浩固执己见，最终把他推荐的人派出去任职。当时，中书侍郎兼著作郎高允得知后，对东宫博士管恬说：“崔公恐怕免不了一场灾祸。为了顺遂自己未必正确的私心而同朝廷有权势的人对抗争胜，他将用什么来保全自己呢！”

但直接给崔浩带来杀身之祸的直接原因，是《国记》事件。

在太延五年（439年）十二月时，太武帝命崔浩以司徒监秘书事，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事，续修国史。太武帝叮嘱他们，写国史一定要根据实录。崔浩他们按照这个要求，采集了魏国上代的资料，编写了一本魏国的国史。据高允后来陈述，崔浩主要起到总裁大纲的作用，此外还与高允负责国史中《先帝记》和《今记》部分的编写。

当时，太武帝要编国史的目的，本来只是留给皇室后代看的。但是《国记》修毕后，参与其事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建议把《国记》刊刻在石上，以彰直笔，同时刊刻崔浩所注的《五经》。闵湛、郗标巧言令色，平时以谄事崔浩而获得崔浩的欢心。他们的建议被崔浩采纳。于是，在天坛东三里处，营造了一个《国记》和《五经注》的碑林，方圆一百三十步，用工三百万才告完成。

由于《国记》秉笔直书，尽述拓跋氏的历史，详备而无所避讳，其中直书了拓跋氏一些不愿人知的早期历史。而石碑树立在通衢大路旁，引起往来行人议论。鲜卑贵族看到后，无不愤怒，先后到太武帝前告状，指控崔浩有意“暴扬国恶”。太武帝命令收捕崔浩及秘书郎吏，审查罪状。崔浩被捕后，承认自己曾经接受过贿赂。其实他对自己所犯何罪，也不明白。太武帝亲自审讯崔浩时，他也惶惑不能应对。太武帝一度想要诛灭崔浩和他的幕僚宗钦、段承根等人，以及他们的部属、僮仆等一百二十八人的五族，共有数千人。经高允力争，这才改变想法。

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初十日（450年7月5日），太武帝下诏诛杀崔浩。崔浩被关在囚车里，由士卒押送到平城南郊，押送的几十名士兵在他的头上撒尿，史称“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同时，“秘书郎吏及长历生”数百人也被定罪杀死；而清河崔氏同族无论远近，包括其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被连坐灭族，史称“国史之狱”。

崔浩死后不久，太武帝北巡阴山，后悔诛杀崔浩。时北部尚书宣城公李孝伯病重，有传言他已经逝世。太武帝听说后，感叹道：“李宣城可惜！”既而又说：“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崔浩被杀一年后，太武帝反思“刑网太密”，令人改定律制。

崔浩才艺通博，除了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成就外，在天文、历法、法律、饮食、宗教等方面都做出过重要贡献。

《魏书‧卢玄传》记载崔浩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卢玄曾经劝他“宜其三思”，但崔浩“虽无异言，竟不纳”。此事点明了崔浩的死因。从社会阶级去解释崔浩，会发现他代表的是北方的士族，思想也是北方士族的思想，《魏书‧崔浩传》提到崔浩“留心于制度、科律及经术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尝之礼，丰俭之节，义理可观。性不好老庄之书。”这是东汉以来儒家大族的传统，后面又谓崔浩“上推太初，下尽秦汉变弊之迹，大旨先以复五等为本”。

崔浩选士是家世与人伦并进，在他心目中，能具备高官及儒学二条件之姓族，才是他理想的一等门第，透过选士，最终目的就是复兴儒家的五等爵制。《北史·李䜣传》提到选助教时，崔浩“举其弟子箱子与卢度世、李敷三人应之”。他不选李䜣是因为他出自范阳李氏，非高门大族，反观之，李敷出自赵郡李氏，卢度世出自范阳卢氏，皆出自高门。

崔浩作为军事谋略家，深为道武帝、明元帝和太武帝所器重。作为北魏统一战争的谋主，他参与了北魏王朝三代帝王重大的军事决策，多谋善断，算无遗策，屡建功勋，在北魏统一中国北方的一系列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崔浩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是：注重从人事、地利、天时三个方面综合考察军事斗争的形势，论证成败得失，预见发展趋势，作出正确的军事决策。认为三者中，以人事为先，反对迷信之说。在战略上主张先北后南，即先平定北方割据政权和敌对势力，再对付南方之敌，各个击灭，反对两面树敌。在战术上，强调发挥骑兵的作用，以己之长击敌之短；拆散敌盟，攻其薄弱；因势定策，速战速决；“击蛇先击头”等。

崔浩的军事思想是汉族传统军事思想与北方民族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注入了新的内容。

自曹魏初年以来，历朝沿用《景初历》，但其错谬颇多。到太武帝灭北凉后，命崔浩“错综其数”，崔浩召集众多术士，考校汉代以来的日月薄蚀、五星行度，另撰《五寅元历》，但因他被杀，而未能施行。

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崔浩博闻强识，精于天人之会。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对崔浩极为倚信，多次加以称赞：

北齐魏收《魏书》：

隋初颜之推《颜氏家训》：洛阳亦闻崔浩、张伟、刘芳，邺下又见邢子才：此四儒者，虽好经术，亦以才博擅名。如此诸贤，故为上品。

唐代刘知己《史通》：“盖列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南史氏、董狐）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韦昭、崔浩）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於今称之。与夫王沈《魏书》，假回邪以窃位，董统《燕史》，持诌媚以偷荣，贯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唐代朱敬则《隋高祖论》：至若陈平、荀彧、贾诩、荀攸、程昱、郭嘉、田丰、沮授、崔浩、张宾等，可谓天下之菁英。帷幄之至妙，中权合变，因败为功，爰自秦汉，讫於周隋。

唐代苏图元《崔令尹颂德记》：张宾、崔浩，曾施神国之谋。荀彧、田丰，亦运制胜之策。

唐代杜牧《注孙子序》：周有齐太公，秦有王翦，两汉有韩信、赵充国、耿恭、虞诩、段颎，魏有司马懿，吴有周瑜，蜀有诸葛武侯，晋有羊祜、杜公元凯，梁有韦睿，元魏有崔浩，周有韦孝宽，隋有杨素，国朝有李靖、李勣、裴行俭、郭元振。如此人者，当此一时，其所出计画，皆考古校今，奇秘长远，策先定於内，功后成於外。

北宋邵雍《观南北朝》：方其天下分南北，聘使何当绝往还。偏霸尚存前典宪，小康犹带旧腥膻。洛阳雅望称崔浩，江表奇才服谢安。二百四年能并辔，漫将强敌互为言。

北宋秦观《崔浩论》：史称崔浩自比张良，谓稽古过之。以臣观之，浩曾不及荀、贾，何敢望子房乎？夫子房之于汉，荀攸、贾诩之于魏，浩于元魏，运筹制胜，箅无遗策，实各时之谋臣也。……欲为子房而不知所以为子房。

北宋张预《十七史百将传》：孙子曰：“乘其弊而起。”浩谓斗两虎而收长久之利。又曰：“城有所不攻。”浩谓若攻小城，必损军势。又曰：“知天知地。”浩谓五星出东方，利以西伐。又曰：“禁祥去疑。”浩谓风道在人。又曰：“攻其无备。”浩请掩蠕蠕之不备。又曰：“乱军引胜。”浩谓张虚声而招实害。又曰：“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浩以永宗未知帝来，请急击之。又曰：“其势险，其节短。”浩谓击蛇之法，当先头破是也。

南宋胡寅《读史管见》：

南宋李石《崔浩高允论》：崔浩、高允二臣者，魏之起燕代而伯中国，二臣力居多事，通而学博，犹一体之人也。……魏起燕代，用兵中国，浩为谋主，帷幄坐胜，所至策勋……。

南宋朱熹《朱子语类》：是个博洽底人。他虽自比子房，然却学得子房默了。子房之辟谷，姑以免祸耳，他却真个要做。

南宋陈亮《酌古论》：夫崔浩之佐魏，料敌制胜，变化无穷，此其智之不可敌，虽子房无以逺过也，而其料柔然尤为奇中。

南宋徐钧《崔浩》：智谋断国灼蓍龟，自比留侯果是非。一死人言缘史事，谁知谋泄为南归。

明末陈子龙《安雅堂稿》：自汉以后，文武渐分，然犹有虞诩、诸葛亮、周瑜、陆逊、司马懿、羊祜、杜预、温峤、谢玄、韦睿、崔浩、李靖、裴行俭、郭元振、裴度、李德裕、韩琦、李纲、虞允文之徒奋策儒素建功阃外，为时宗臣。彼岂必有抟虎之力，射雕之技哉？不过深明古今之事，能决机宜之便耳。

明末清初王夫之《读通鉴论》：于崔浩以史被杀，而重有感焉。浩以不周身之智，为索虏用，乃欲伸直笔于狼子野心之廷，以速其死，其愚固矣。然浩死而后世之史益薉，则浩存直笔于天壤，亦未可没也。直道之行于斯民者，五帝、三王之法也，圣人之教也，礼乐刑政之兴废，荒隅盗贼之缘起，皆于史乎徵之，即有不典，而固可徵也。若浩者，仕于魏而为魏史，然能存拓拔氏之所繇来，详著其不可为君师之实，与其乘闲以入中国之祸始，俾后之王者鉴而知惧，以制之于早，后世之士民知媿而不屑戴之为君，则浩之为功于人极者亦伟矣。浩虽杀，魏收继之，李延寿继之，撰述虽薉，而诘汾、力微之薉迹犹有传者，皆浩之追叙仅存者也。

清初田雯《读崔浩传》：桃简原来才艺绝，甲兵壁垒自填胸。平生合是留侯侣，只少功成访赤松。

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阅史绪论》：崔浩研精经术，练习政事，洵魏臣之杰出者。其不信佛法，尤度越时俗，卓然高蹈，何乃师受道士之术而崇奉尊礼之？且上其书以蛊惑君心，得罪名教不浅。

田余庆：崔浩总裁史事，首在破邓渊狱后史臣裹足局面，一切惟“务从实录”是崇，显示自己忠于太武帝的付托。而竞趋之士为了迎合崔浩，更以国史刊石立衢，“欲彰浩直笔之迹”。古来权势宠幸者于臣君相与之际，有时未达一间，酿成事端，自贻伊戚。智如崔浩，也不免忘乎所以，竟不思伴虎之谚。所以高允议论刊石诸事，“分寸之间，恐为崔浩万世之祸”。希君之旨以实录为依归，以直笔相标榜者，终于栽倒在直笔之下！人主的复杂心态使希旨者祸福无常，给史学造成祸害，问题不正是出在“分寸之间”吗？古书所见，有一类智者以“揣摩之才”见长……崔浩盖亦封伦之俦，揣摩人主之意而遭反噬，成为千古史坛话题。崔浩以直笔、实录获谴，不悖于史德。但他并不理解太武帝所言“务从实录”，除了有惩于邓渊狱事外，还有他的理解与需要……“盛矜于己而厚辱于先”，那就难保不取祸了。

据《魏书·崔浩传》记载，崔浩皮肤纤细洁白，如同美貌妇人，因此常自比西汉开国谋臣张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亦曾在归降的高车首领面前形容崔浩“尫纤懦弱，手不能弯弓持矛（意为纤弱不堪，手无缚鸡之力）”。

崔浩曾对魏明元帝说：“臣曾经私下评论近世人物，不敢不让陛下知道。如像王猛治国，是苻坚的管仲；慕容玄恭（慕容恪）辅佐少主，是慕容暐的霍光；刘裕平定逆乱，是司马德宗的曹操。”明元帝说：“你认为先帝（指魏太祖拓跋珪）如何？”崔浩说：“小人管窥蠡测，怎能发现苍天的广大。即使如此，太祖任用漠北淳朴之人，南入中原，变风易俗，化披四海，自当与伏羲、神农齐列，为臣岂能仰其名节。”明元帝说：“屈丐（赫连勃勃）怎样？”崔浩说：“屈丐家国夷灭，一身孤寄，被姚氏封官任用。不思树党强邻，报仇雪耻，于是结忿于蠕蠕（柔然），背德于姚兴，竖逆小人，无大谋略，残酷暴虐，终将为人所灭。”明元帝大为高兴，二人说到午夜，明元帝赐给他御缥酒十觚、水精戎盐一两，说：“朕品味你说的话，如这盐酒，所以与你同享。”

崔浩与大臣毛修之交好，常常与他共同论说。讨论时，谈到《三国志》作者陈寿有古人良史风范，其所著述，文义典正，都是“扬于王廷”的文字，“微而显，婉而成章”，自班固修《汉书》以来，无人能及。毛修之说：“我过去在蜀地，听长老说，陈寿曾任诸葛亮门下书佐，被诸葛鞭挞百下，所以他论诸葛武侯说：‘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崔浩于是与他论说道：“承祚评述诸葛亮的时候，是有故意过美之誉，按查诸葛亮的行迹，不是不相符，不是夹带私恨。为什么这样说呢？诸葛亮任刘备的丞相，正当九州鼎沸之际，英雄奋发之时，君臣相得，鱼水合欢，却不能与曹氏争夺天下，舍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据守穷困崎岖之地，僭号边夷之间。这是下策了。诸葛亮可与赵陀为偶，而拿他与管仲、萧何相比，不也是言过其实？说陈寿贬抑诸葛亮并未失实。况且诸葛亮既然据有蜀地，依山势险固，不达时宜，不量势力。严威酷法，控制蜀人；矜才负能，意气矫举。想以边夷之众与上国抗衡。出兵陇右，再攻祁山，又攻陈仓，疏漏迟缓失去时机，大败而返；后入秦川，不再攻城，要求野战。魏兵知其意图，闭垒坚守，以不战使诸葛服。诸葛智穷势尽之后，郁愤攻心，发病而死。由此说来，哪能与古时善战的将帅‘见可而进，知难而退’的做法相比呢？”毛修之认为崔浩说的很有道理。

崔浩修北魏国史时，宠信性情乖巧、奸佞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崔浩曾经注解《易经》《论语》《诗经》《书经》，闵湛、郗标就上疏建议说：“马融、郑玄、王肃、贾逵所作的注解，都不如崔浩的准确有深度，我们恳求陛下没收国内由这些人作注的各种书，颁布崔浩的注本，命令全国上下都来学习。请求陛下下令让崔浩继续注解《礼记》，使后人将来能看到正确的释义。”崔浩也极力推荐闵湛、郗标有著书立说的才能。而闵湛、郗标反过来又建议崔浩把他所撰写的国史刻在石碑上，以彰显崔浩的秉笔直书。中书侍郎高允听说这件事后又对著作郎宗钦说：“闵湛、郗标所搞的这一切，若有一点差错，恐怕就会给崔家带来万世的灾祸，我们这些人也不会幸免。”后来，崔浩采纳了二人的建议，果然招致杀身灭族之祸。

主词条：清河崔氏

崔浩的文章存世不多，而且多属应用文字，散见于《魏书》中。《全后魏文》据此辑录有崔浩平生所撰文疏8篇：《册封沮渠蒙逊为凉王》《上<五寅元历>表》《上疏赞明寇谦之受神诰事》《注易叙》《食经叙》《论诸葛武侯》《广德殿碑颂》《女仪》。其中《册封沮渠蒙逊为凉王》一文，则遣辞典雅，略带骈文气息，基本上模仿汉末潘勖的《册魏公九锡文》，被认为是北魏初年应用文字中比较少见的华丽文章。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陈寅恪认为：“崔浩之死，或以为是华夷之辨的民族问题，或以为是佛道之争的宗教问题，其实不然，其主要原因应在社会阶级方面，即崔浩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终因国史之事罹祸。”华夷之辨，实非崔浩致死之因，《宋书‧柳元景传》记载柳光世言：“虏主拓跋焘南寇汝、颍，浩密有异图，光世要河北义士为浩应。浩谋泄被诛，河东大姓坐连谋夷灭者甚众。”似崔浩有民族意识，其实这种说法是有一定的问题的，因为崔浩常为鲜卑出谋献策，对北魏帮助莫大，《宋书‧柳元景传》说的偏袒南朝实则是崔浩依实际情势做的判断而已，且《魏书‧卢度世传》论及崔浩竟未提此事，《通鉴‧考异》司马光亦云：“《宋书‧柳元景传》与魏事不同，今从《后魏书》。”可见得柳光世之言，不过虚张华夷之见自托于南朝，不足为据。

至于佛道之争极可能是崔浩致死的原因之一，《魏书‧释老志》记载太武帝拓跋焘西征盖吴到长安，看到寺庙中多有兵器，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当与盖吴通谋，规害人耳！”而崔浩本信天师道，遂“因进其说”，最后太武帝“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太子拓跋晃与崔浩在宗教上是分歧的，他“素敬佛道。频上表，陈刑杀沙门之滥，又非图像之罪。”可是太武帝不愿买帐，反而变本加厉的下诏“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直到崔浩死后才“颇悔之”。在废佛问题上，崔浩与太子拓跋晃虽是冲突的，但拓跋晃所上的表文并未言及崔浩。

在“国史之狱”中，北方士族遭到了沉重打击。宋人刘攽等认为：“拓跋氏乘后燕之衰，蚕食并、冀，暴师喋血三十余年，而中国略定。其始也，公卿方镇皆故部落酋大，虽参用赵魏旧族，往往以猜忌夷灭。”指出鲜卑贵族与赵魏大族的矛盾，而崔浩正是这种矛盾的牺牲品，“国史之狱”不过是一个借口。钱穆的《国史大纲》则称“大抵如王猛、崔浩之伦，皆欲在北方异姓主下而展其抱负者，浩则树敌已多，得罪不专为修史者也”。

《魏书》卷35《崔浩传》

《北史》卷21《崔浩传》

《资治通鉴》卷115~卷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