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看，《史通》第一次对中国古代史学作了比较全面而详尽的理论总结，不仅评论初唐以前历史著作的优劣得失，对史官建置、史书源流、史学性质、史书体裁、史学功能、修史态度、历史文学等各方面作出了评论和总结，而且提出了史家的任务和史学的发展方向，特别强调史家的素养。

刘知几自幼便喜欢诗赋，有很好的文笔。大约十一岁时，父亲便给他讲授《尚书》，希望他能精通此部经典，成为名家。但《尚书》的内容多为春秋以前史官记录的政府文件以及政治论文，语言深涩，枯燥难懂。刘知几对此毫无兴趣，虽然父亲严格督教，仍没有什么长进。然而，当父亲给兄长们讲授《左传》时，刘知几却很感兴趣，因而常常放下《尚书》去偷听；他被《左传》中精彩的历史故事和父亲的生动讲述所深深吸引，暗自记下来许多内容。在父亲讲解后，刘知几常常将自己记下的精彩情节描述给兄长们听，这件事引起了父亲的注意。父亲知道这个儿子志不在《尚书》，便转而为他讲授《左传》。刘知几进步飞快，仅仅一年时间，讲解记诵就全部完成了。

少年时，刘知几便开始广泛接触历史典籍，增长了知识，拓宽了视野，激发了求知欲，加深了对历史的了解和对史学的兴趣，同时也养成了一定的批判精神。高宗永隆元年（680），二十岁的刘知几中了进士，出任获嘉县（今属河南）主簿，负责掌管文书档案。刘知几做此官，不求升迁，公务之余，一心研究史学。他常往来于长安、洛阳之间，借阅公私藏书，尽情阅览；官位虽未提升，但学术成就却越来越大。武后圣历二年（699），三十九岁的刘知几被调到京城长安，任定王府仓曹，参与编纂《三教珠英》，这是一部大型的诗歌选集。后出任著作佐郎，正式成为史官，掌修史之事。

然而，当时史馆的大权掌握在依靠武则天且不学无术的武三思手中，且内部互相排挤，刘知几提出的编修史书的正确意见和建议都不被采纳，在种种碰壁和左右为难后，他只得“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这里的“志”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借厘定群史、商榷史篇，独创一家之学；另一层是追求史家的“实录”精神，不受权贵的左右。终于，在景龙四年（710），50岁的刘知几撰成《史通》。

第一，提出了“史家三长”的说法，对史家的修养提出了要求。

“史家三长”，包括才、学、识三个方面。所谓“才”，主要是指运用史料，掌握史书体裁的写作能力；所谓“学”，主要是指编写史书所必备的知识和学问；所谓“识”，主要是指史家对史料、史事的见解和观点。刘知几认为，“史家三长”中，“史识”最重要，“史才”次之，“史学”再次之。这一说法的提出，既尖锐地批判了当时史馆的弊端，又为史家加强自身修养提出了具体标准，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因此这个理论在当时就得到了人们的赞扬，也对后世的史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二，主张史家著述应当尊重史实，秉笔实录。

刘知几指出：“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所谓实录、直书，就是不虚美，不掩恶，美恶必、书，如实地记载史实。对于那些敢于直书的史家，刘知几热情地加以赞扬，他说：“盖烈士殉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史通·直书》）而对那些“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籍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的史家，刘知几痛斥他们“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史通·直书》）。因为史书的作用是“申以劝诫，树之风声”，“惩恶劝善，永肃将来”，所以只有真实记录历史，才能发挥其作用。

第三，总结了唐以前的史书编纂方法，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刘知几总结了唐以前的史书编纂方法，认为中国史书体裁的演变分为六家和二体。而《左传》的编年体和《汉书》的断代纪传体渐成主流。而史家往往“各相矜尚”，对自己所采用的体裁大加赞赏，而对另一种体裁则加以贬抑。刘知几则是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两者的长处与不足。他说，编年体史书记事明晰，“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然而编年体记载人物详略不均，“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而纪传体长处是能包罗万象，“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它的短处是，同一事件常在许多人的传中重复出现，既过于断续，也难分先后。所以，他最后的结论是“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两者“各有其美，并行于世”。

第四，重视历史的社会教育作用。

刘知几在《史官建置》中，论述了没官修史的重要性。他认为，史书的作用，不仅仅是能“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活着的人“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因此，修史“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

该书内容虽是史论，但亦涉及不少文论问题。如语言问题，该书坚决反对滥用古语，而要求书面语言应接近口语，因为它“近真”。对那种“怯书今语，勇效昔言”（《叙事》）的现象严加批评，而对多记鄙俚时语的王劭的《齐志》，则大加赞扬。该书认为，著史的主要任务是“叙事”，“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它认为史传文应“文约而事丰”，应做到“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不野，使人味其滋三，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数”（《叙事》）。还提出了表现上的四种叙事之法，“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贽沦而自见者”（同上），在修词技巧上，提出“省句”“省字”两种方法。根据“尚简”原则，它进一步提出“用晦”之义。所谓“晦”，指的是“言近而旨远，词浅而义深”的境界。这就与文学上的概括性，典型性联系起来。它要求作到“文如阔略，语实周赡”，使读者“观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句外”（同上）。该书对简单模拟古人，即“貌同而心异”的作法提出批评，主张应“貌异而心同”，学其精神实质才是“模拟之上”。另一方面，该书并不反对生动文笔的表现力，“史之为务，必籍于文”，但反对一味追求文采而忽略内容。《叙事》篇说：“其立言也，或虚加练信，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这是强调史书的文字特点，反对把齐梁的浮靡文风带进史书中去。明确指出“文之与史，较然异辙”（《核才》）。但《史通》并不完全否定文学的价值和文学作品的作用。《载文》篇有“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僖浮政，共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共恶存乎楚赋”，肯定了《诗》《骚》的价值。在该书里，不仅从史传文角度批判了长期流行的华而不实的文风，而且从内容到形式，否定了骈文的体制，成为韩、柳古文运动的先驱。该书虽仍用骈文所写，并未实践自己的主张，但其所论，则颇能命中要害，

关于《史通》的优点，《郭延年序》（见《史通通释冷》）说：“考究精核，义例严整，文字简古，议论慨慷”，黄叔琳说它“书在文史类中，允与刘彦和之《雕龙》相匹，徐坚谓史氏宜置座右，信也。”（《史通·黄叔琳序》）都给予很高评价。它对后代也有很大影响。清代桐城派所讲的“古文义法”，如方苞的《左传义法举要》，即用该书方式以论文。但此书究为论史之作，对语言艺术的多样性认识不足，对某些文学作品，如志怪小说，横加非议，表现了它的局限性。

该书也存在着诸多缺点。如过分强调史书体例的整齐划一；不注重史书表志的作用；不能完全“直笔”；轻蔑敌视农民起义等等，表明了作者思想和时代的局限性。

《史通》是集唐以前史论之大成的宏伟巨著，在中国文学史上，它第一次总结了史书的编撰体例，并论述了编撰史书的方法和技巧。它将古代史学分叙六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总归二体，即纪传体和编年史部五七四库全书精华体。然后，对六家、二体的优缺点进行评述；并对纪传体史书的各部分体例，如本纪、世家、列传、表历等，作了透彻的分析。

在编纂方法方面，《史通》涉及范围广泛，包括叙事、言语、题目、断限等十多种问题，有的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史通》总结前史在叙事方面的经验，批评各史冗句烦词、雕饰词藻的病例，反对骈文入史和因袭古人词句的做法，提倡用“当世口语”撰史。这些主张都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关于史官制度，在《史官建置》《辨职》《忤时》诸篇中，论述了历代史官建制的沿革，史官的职责，以及唐代官修史书的弊端。

《史通》还主张对当时各“杂史”区别其短长而有所选择，并提出坚持秉笔直书、反对曲笔的作史原则。

此外，《史通》还论述了关于史学工作的问题。它把史学工作分为三个等第，并第一次提出了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的论点。“三长”之说，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现代历史学家白寿彝：《史通》“在形式上有近于《淮南子》的‘牢笼无地，博极古今’。……在内容和精神上，吸取了扬雄《法言》的传统，以反对诡说异辞；继承了王充《论衡》的观点，以攻击欺惑抵牾；重视了应劭《风俗通》的方法，以化除拘忌。并吸收了应劭辨识人物兼偏长短，陆景品藻贤愚善恶，刘勰评论古今文章等特点。”（《中国史学史论集（二）》）。

现代历史学家许冠三：“刘知几师承遍及四部。……但其中以《左传》《论衡》《文心》三书尤具决定性作用。”“《左传》是刘知几史学入门师，仰慕的‘述者之冠冕’，创建实录史学原理之实存典范，影响于《史通》字里行间。”“从《史通》所言史之大用与要务看，更显得知几是《左传》学派之传人。”（《刘知几实录史学探源》，《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2辑）

原曲阜师范大学教授许凌云：刘知几继承了孔子、司马迁以来的优良史学传统，继承了扬雄、桓谭、王充以来的批判哲学的战斗风格，也继承了前人著作，尤其是王充《论衡》和刘勰《文心雕龙》的撰述形式，写出了《史通》。

在该书的撰写过程中，该书已经开始流传，但是，赞赏者不多，质疑者不少，刘知几还专门写了一篇《释蒙》来为自己进行辩解。《释蒙》其文已佚，所以不知道当时人为何对《史通》作何批评，亦不知刘知几如何应对的。据《旧唐书·刘子玄传》记载，刘知几去世后，唐明皇令人抄写其《史通》进呈，读后大为赞赏；“太子右庶子徐坚深重其书：‘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然该书问世伊始虽已得到当时最高统治者唐玄宗和同时代史家徐坚的认可及褒扬，但在复古崇经之风盛行的中晚唐很少有人提及其书，好像并未大行于世、广泛流传，至少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说明其大受欢迎。其主要原因概为《史通》的《疑古》与《惑经》两篇对儒家经典和圣贤人物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史通》一书对《尚书》《春秋》所载圣君贤臣的事迹大胆质疑，对孔子修史的某些做法也大加批判。这让后世特别是唐宋时期的一些文史学者极为不满。

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学者柳璨撰《史通析微》（又名《柳氏释史》）一书，该书是最早专门评论《史通》的著作，今已不存。但据两唐书《柳璨传》可知柳璨在书中批评《史通》对先贤经史多有指摘，评价失当。北宋孙何著有《驳史通》“若干篇”，今已经不存。这些指责，虽然只是针对《史通》的部分篇章的某些问题，但措辞严厉，对《史通》的整体评价，对唐宋时人对《史通》的接受或与一定影响。

总的看来，唐宋时期的学者多从经学的角度对《史通》进行了错误的批评指摘。《史通》一书从宋至明，少人问津，论者不多。正如张舜徽《史学三书平议·史通平议序》所言：“昔人以其诋诃前贤，语伤刻核，而《疑古》《惑经》诸篇，尤为世所诟病，故其书始成，传习者少，而讹脱者亦甚。”

明清时期是《史通》整理、研究最为兴盛的时期。明代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陆深《史通会要》3卷，李维祯、郭延年《史通评释》、王惟俭《史通训故》20卷。清代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黄叔琳《史通训故补》20卷，浦起龙《史通通释》20卷、纪昀《史通削繁》4卷。

民国以后至当代，从史学的角度对刘知几及其《史通》的研究继续深入进行。这些研究成果或以传统学术专著的形式出现，或以生动活泼的人物传记形式呈之，持论公允、认识深刻。大致如下：

对《史通》进行校注或笺证的相关成果颇多。1990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赵吕甫《史通新校注》，其书正文以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的《史通通释》为底本，体例大致为先对正文作注释，然后辅以作者说明，同时个别章节以附录的形式收录前人研究成果。共作注解6300余条，校勘记约有2200余事，100余万字，是当代《史通》文献校注方面的代表之作。在赵吕甫之前，另有数家。陈汉章为浦起龙《史通通释》作《史通补释》，其书被柳诒征赞曰：“钩稽事实，疏通证明”，“以唐事证《疑古》篇之说，使子玄文外微旨昭然若揭。”杨明照于陈汉章后又作《史通通释补》。程千帆在陈、杨等人的基础之上又兼采诸家之说将卢召弓、孙星如等所为校勘记汇为一编，作《史通笺记》。程千帆以后有张振佩作《史通笺注》。

对《史通》进行译注的则不得不提到程千帆作序，姚松、朱恒夫先生译注的《史通全译》一书。该书以浦起龙的《史通通释》为底本，同时吸收了前人的校注成果。

对《史通》的“评”与“平议”之作。1934年商务印书馆初版的吕思勉《史通评》以浦起龙《史通通释》及四部丛刊本相较而定为一本，用现代史学观点对《史通》评议，于《史通》正文后并附有考据和辨证，以“抉刘氏思想之所由来，扬榷其得失，并著其与今日之异同。”此类作品另有张舜徽《史通平议》等。

唐末柳璨著有《史通析微》，说明《史通》在唐代已经流传。《史通》之宋刻本已不可见，流传至今的最早本子系明刻宋本，如万历五年（1577年）的张之象刻本。万历三十年的张鼎思刻本，源于嘉靖十四年（1535年）的陆深刻本，也是较早的本子。

李维桢在张鼎思刻本的基础上进行评论，乃有《史通评释》刻本。此后续有郭孔延《史通评释》、王维俭《史通训诂》、清朝黄叔琳《史通训诂补》等。浦起龙将明清各种版本疏而汇之，予以互正，撰《史通通释》，刻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此即求放心斋刻本，流传较广。

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王煦华校点《史通通释》，有详细校勘，并改正许多引书上的错误，书末附录陈汉章《史通补释》、杨明照《史通通释补》、罗常培《史通增释序》。

嘉靖十三年（1534年），陆深依据《史通》旧刻本在做校勘工作的同时，采集其中精粹者，编为《史通会要》3卷（收于《俨山外集》卷24～26），凡为《建置》《家法》《品流》《义例》《书凡》《修词》《叙事》《效法》《隽永》《篇目》《丛篇》十一篇。《史通会要》的主要内容来自于《史通》。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纪昀就浦起龙的《史通通释》本“细加评阅，以授儿辈，所取者记以朱笔，其纰缪者以绿笔点之，其冗漫者又别以紫笔点之，除二色笔所点外，排比其文尚皆相属，因钞为一帙，命曰《史通削繁》”。

刘知几（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唐代史学家。二十岁举进士，授获嘉主簿。武则天时累迁著作佐郎、左史、凤阁舍人，兼修国史。睿宗时升任大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仍兼修国史。玄宗开元初，迁左散骑常侍，修史如故。后因长子犯事流配，贬安州都护府别驾，不久去世，年六十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