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云：“菏水上承济水于济阳县东，世谓之五丈沟。又东北经陶丘北。”《地理志》说在定陶西南：“陶丘亭在南，墨子以为釜丘也。”《竹书纪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来会于釜丘者也。《尚书》所谓导菏水自陶丘北，谓此也。《水经注》进一步肯定了陶丘在定陶城西南：“亭在丘南。”同时还认为，陶丘就是墨子所说的釜丘，也是魏襄王会见薛侯的釜丘。这个釜丘，就是《尚书·禹贡》所说的菏水（实为济水）过陶丘北的陶丘。《史记·集解》引周隋人徐才《宗国都城记》云：“曹州城中高丘，即古之陶丘”。《括地志》引用了这一条。北周及隋代的曹州，即北魏时的西兖州，即今定陶马集乡左山寺及周围。

《元和郡县图志·曹州》云：“州理中城，盖古之陶丘也，名左城。《帝 王世纪》舜陶于河滨，即《禹贡》之陶丘，今济阴定陶西有陶丘是也。《尔雅》曰：再成为陶丘，成，犹重也。”

宋初《太平寰宇记》云：“济阴县，本定陶县之地，属济阴郡。自汉至（北）周皆为定陶之地。按定陶县在今县东北四十七里定陶故城是也。隋开皇六年于此置济阴县，属曹州。……左岗,在县东北五里,岗阜连属,林木交映,以近古城,故以名焉。……州理中城，盖古之陶丘也。一名左城”

《宗国都城记》、《括地志》、《元和志》、《太平寰宇记》中的唐宋曹州及济阴县城，是北魏孝昌三年（公元572）由定陶故城迁往西南左丘，而建成的西兖州城。左岗，又名左山，是《春秋》中之左丘、战国时之左氏，今定陶县西南马集乡左山寺，为古左丘遗址。上世纪五十年代，丘尚高十余米。经文物部门勘察，左丘一带属龙山文化遗址，正合尧舜时年代。康熙朝《曹县志》载：“北魏迁济阴郡于左山，隋迁左山之阳，不离其地。”又云：“曹州旧城在左山南，济阴废县傍。”这使我们知道，从北魏孝昌三年至隋初61年中，曹州城在左丘；因隋初战乱，曹州城可能被破坏严重，终于在开皇六年由左山迁往西南五里的地方重新建城，即今曹县青岗集镇堤上范村一带。而其东面则是济阴县城，此城正在左山南三里，曹县青冈镇张志高村一带。唐宋文献中的曹州城、济阴城就在这一带。此二城均在金大定八年的河决中被淤淹在地下五米。而遗留在地表的只有左冈。据史学家丁山先生考证，左丘在商代为军事重镇左氏邑。左氏之名，屡见《春秋左传》和《战国策》。因汉哀帝刘欣把其父刘康葬此，故又被称为葬城或左城。隋于此地建法源寺，今称为左山寺。唐宋曹州城正在秦汉定陶城西南，济水经其北往东北流，符合《尚书·禹贡》和《水经注》记载。看来，唐宋的学者把左山看成陶丘已为定论。

但是，到了北宋后期，学者们又有了不同看法。《元丰九域志》载：曹州五县：济阴、冤句、乘氏、南华、定陶。时济阴县驻左城，其下云：济阴四乡，有曹南山、菏水、氾水。而不记陶丘之事。但在定陶县下云：“定陶，州东北二十七里。三乡，柏林一镇（今定陶半堤乡柏林寺），有仿山、陶丘、濮水。”显然，《九域志》的作者不同意左丘为陶丘，故不在济阴县下，而在定陶县下记有陶丘。时因刚刚撤消广济军，恢复定陶县，县北境达到今菏泽城东北都司镇一带，故有濮水之说。据《太平寰宇记》，定陶县西南与济阴的分界，距定陶城仅十一里。

清代学者程思泽《战国地名考》认为：“左氏即《水经注》之左冈，为陶丘之另阜也。”这就是完全否定了左丘是陶丘的说法。大概是由于北宋后期否定了左丘为陶丘之说，元《文献通考》曹州下记载，济阴县无陶丘,而定陶县下有陶丘、三朡及濮水，可证仍认为陶丘在定陶。到了明代，陶丘有了具体位置，即定陶城西南七里或十里。

《大明一统志》载：“《地理志》曰：《禹贡》定陶西南有陶丘，陶丘亭在南。墨子以为釜丘。《竹书》：魏襄王十九年，薛侯来会于釜丘者也。按《寰宇记》，以陶丘即左城，已见州下。据本志，则云陶丘亭在县西南七里。然《寰宇记》所称故州城治定陶者，县之西南，州之东北，当即其地。’此说含糊地表示，故州城（即西兖州）在定陶西南，唐宋曹州之东北。即所谓陶丘在定陶西南七里之地。明万历《兖州府志》云：陶丘亭在县西南七里。《尚书》导河水自陶丘北；《尔雅》曰：丘再成为陶；《帝王世纪》云：舜陶河滨，曹州国西南陶丘亭是也；墨子以为釜丘；《竹书纪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来会于釜丘。”同时该志还载三鬷亭在定陶西南十里。

《大明一统志》、《兖州府志》的说法又直接影响了顾祖禹和顾炎武。

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云：“陶丘，志云在县西南七里，《禹贡》济水东出于陶丘北；郑元（玄）曰：陶丘在定陶西；《尔雅》曰：丘在成曰陶丘，成，犹重也；《帝王世纪》舜陶于河滨，丘因以名；墨子以为釜丘，《竹书》魏襄王十九年，薛侯来会王于釜丘是也。”

顾炎武在《肇域志》中，写下了几乎相同的话：“定陶亭，在县西南七里。按《禹贡》济水东出于陶丘北。《尔雅》曰：丘在成为陶。《帝王世纪》云：舜陶河滨，曹州国陶丘亭是也……柳河，在县西南十里，即舜陶河滨处。古堤岸尚存，今有河滨寺。”“今县东北有龙池；三朡亭，在县西南七里，有存焉”。

二顾几乎重复了 《大明一统志》、《兖州府志》的说法，且说明是出于地方志。但没有说故济阴郡治和定陶故城在今城西南七里或十里。清雍正朝撰《古今图书集成》，撰者一方面把陶丘定位在仿山（定陶今城北十二里），一方面又把河滨定位在定陶西南：“河滨：《史记》云：舜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路史》云：东夷之陶者苦窳，乃陶于河滨，期年而器以利。《帝王世纪》云：舜陶河滨，曹州国西南陶丘亭是也。”今县西柳河有河滨寺，河之南岸故迹尚存。同样是雍正朝编撰的《山东通志》则对陶丘只字不提，而把三朡亭定位在故城东北。

清康熙朝《曹州志》云：“河滨，州东南五十里，即舜陶处，今属定陶”；“陶丘亭在州东南三十里。《尔雅》曰：丘在成为陶。《禹贡》济水东出于陶丘北，即此。”曹州（今菏泽城）距定陶西南七里的河滨寺五十里，而三十里处则是龙山文化遗址程庄堌堆。同时，该志对三鬷亭所在地也作了定位，距州东南四十里，则是仿山龙山文化遗址。

清乾隆年《曹州府志》则不同意《曹州志》之说：“陶丘在（定陶）西南十里，古曹城中。”《尔雅》曰：再成为陶丘。《后汉志》：古陶尧所居。《帝王世纪》曰：“舜陶于河滨，丘，曹州国西南陶丘亭是也。今县西南十里有河滨寺。《禹贡》导济水，东出于陶丘北。《地理志》：定陶西南有陶丘。陶丘亭在南。《墨子》作釜丘。《竹书记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来会王于釜丘是也。”

该志十分清楚地指出：陶丘在（定陶）县西南十里，古曹州城中。即古济阴郡治及定陶故城在今城西南十里。就目前所见资料，凡云陶丘，河滨寺，多言在定陶西南七里费庄。1988年版《定陶县地名志》马集乡费庄村条下载：“该村西北约200米，定马公路北侧，有一高出地面3.4米的土丘，疑为古陶丘遗迹。朡丘草色，古为定陶八景之一。曹振铎曾建三朡亭于丘上。按县志记载位置，朡丘可能在此。舜陶河滨亦指这一带。”据查：该村丘顶乃河滨寺旧址，寺庙毁于抗日战争初期，原寺庙大门横匾为“虞舜陶处”四字。该志沿袭明以后旧志，习惯把陶丘与三朡拉在一起。

去年3月，市文物队在河滨寺旧址进行了初步勘探，既没有发现任何宋以前的陶片、器物，也没有发现有古城遗址旧迹。

据笔者研究，金、元、明三代，黄河多次泛淹此地。河滨寺旧址为明末柳河之南岸，北岸尚有陶朱公亭。柳河就是元至正五年（公元1345）彻底摧毁唐、宋定陶故城的黄河河道。洪武四年（公元1371）新建定陶县城于故城南，即定陶今城。直到宣德二年，知县吴深修建定陶县衙。这意味着在明初的黄泛威胁之下，至此才把定陶县城正式固定下来。于是，定陶县当时的志士仁人开始寻觅尧舜的遗迹。他们综合《汉书》、《帝王世纪》、《水经注》关于陶丘在定陶城西南的说法。否定了《元和志》、《寰宇记》的陶丘即左山说，最后在明定陶新城西南的黄河故道南岸的高堤之上，修建了河滨寺，在北岸修建了陶朱公亭。于是，舜陶河滨的遗迹及三朡亭、陶朱公亭等就出现在黄庄一带，待到天顺二年（公元1458）撰修《大明一统志》时，定陶县下就有了记载，并含混地认为定陶古城在此。清乾隆《曹州府志》则肯定地认为：“陶丘在（定陶）西南十里，古曹州城中。”其实唯一的根据就是明朝人创建的河滨寺。

经实地测量，定陶县衙距马集乡费庄河滨寺十里，而定陶城外廓距河滨寺最近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