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世纪20年代，陈宏谋已去世50多年了，当时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魏源在协助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成《皇朝经世文编》时，收入陈宏谋的著述《五种遗规》等达53篇之多，仅次于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著述。到了清末，《五种遗规》被定为中学堂的修身读本。到了民国年间，《五种遗规》被定为官员从政的必读书。1946年在陈宏谋诞辰250周年之际，各界人士在陈宏谋的故乡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而前述《清史稿·陈宏谋传》中与陈宏谋同列为当时“最贤者”的两江总督尹继善和云贵总督张允随早已不为人所知了。

1949年10月以后，陈宏谋的名字在中国大陆似乎失踪了。“文革”中1966年5月的一天，“红卫兵小将”们奔赴临桂县四塘乡东畔岭，将陈宏谋墓前的翁兽石作、乾隆御赐碑砸得粉碎，又将陈宏谋墓掘开，将陈宏谋的遗骨挖出示众，要其“遗臭万年”。然而就在这时候，人们却在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的廉政建设中，看到了陈宏谋《在官法戒录》的影响。

《五种遗规》，清陈宏谋辑。清代社会教育和蒙童教育教材，清末中学堂修身科教材。辑者有感于世上多有弊端，遂于公务之余，采录前人关于养性、修身、治家、为官、处世、教育等方面的著述事迹，分门别类辑为遗规五种：《养正遗规》《教女遗规》《训俗遗规》《从政遗规》和《在官法戒录》，总称《五种遗规》。

五种《遗规》的成书时间不同，《养正遗规》为乾隆四年（1739年），《从政遗规》《教女遗规》《训俗遗规》分别为乾隆七年七月、九月、十月，《在官法戒录》则为乾隆八年四月。合刻本《五种遗规》始行于乾隆八年，为南昌府学教授李安民集校本。

各《遗规》单行本甚多，以单本形式收入各类丛书、类书亦甚多。而合刻本则不多，除李安民集校本外，尚有同治七年（1868年）的金陵书局本、楚北崇文书局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浙江书局本等，并收入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上海中华书局辑《四部备要·子部·儒家》。共计十六卷，其中《养正遗规》二卷，《补编》一卷，《教女遗规》三卷，《训俗遗规》四卷，《从政遗规》二卷，《在官法戒录》四卷。除通行本外，另有一种刊本，去《在官法戒录》，改列陈宏谋晚年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所辑的《学仕遗规》（四卷，《补编》四卷），主要有光绪十九年（1893年）上海洋布公所振华堂刊本和宣统二年（1910年）学部图书局本。

陈宏谋是广西临桂县四塘乡人，生于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殁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

陈宏谋从小家境贫寒，少年时代苦读苦学，通过科举考试，实现了人生的理想。

雍正元年（1723年）二月，他在广西乡试中考中头名举人，当年秋天，在参加全国会试中名列108名，参加殿试中三甲第九名，成为雍正元年进士。陈宏谋在会试和殿试中的名次，算不得是最优秀的，但是他碰上了“康乾盛世”的历史机遇，为官从知府、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到兵部、史部、刑部、工部四部的尚书。清沿明制，不设宰相，以大学士总理国政，遂为宰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三月，升任东阁大学士，官当到位极人臣了。如果仅从仕途来看，陈宏谋也不见得有多少独到之处，因为“康乾盛世”所产生的“贤臣名宦”数以百计。

《清史稿·列传 卷三百七 陈宏谋传》篇尾对陈宏谋的评论：“乾隆间论疆吏之贤者，尹继善与陈宏谋其最也。尹继善宽和敏达，临事恒若有余；宏谋劳心焦思，不遑夙夜，而民感之则同。宏谋学尤醇，所至惓惓民生风俗，古所谓大儒之效也。于义督军储、策水利，皆秩秩有条理。大受刚正，属史惮之若神明，然论政重大体，非苟为苛察者比。允随镇南疆久，泽民之尤大者，航金沙江障洱海，去后民思，与江南之怀尹继善、陈宏谋略相等。”这篇史传把陈宏谋与同时代的两江总督尹继善从众多的“贤臣名宦”中提高到最贤者了，但仍与云贵总督张允随“略相等”。

后人则把陈宏谋从雍正七年（1729年）二月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六月，他先后担任过浙江、云南、江苏、陕西、河南、两广等十三个行省的布政使、按察使、巡抚、总督等职，并任过扬州、天津、江宁这三个繁杂地区的府道官，总计外任37年，历三府、十三行省，当二十一任官职的经历，总结为其时间之长，职务之繁，为同时代人所不能及。然而，仅凭这些经历，陈宏谋也还不能成为世界的陈宏谋。后人把陈宏谋推崇为历史上的好官清官的典型，他为官廉洁自律，反腐败惩污吏，打击黑恶势力，维护民生，忠君爱民，兴修水利，大办工业等这些鉴定考评似的褒语美言，也还不能使陈宏谋成为世界的陈宏谋。

2001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威廉出版《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一书，认为陈宏谋关于人和社会认识的基本点，与启蒙运动时期的许多欧洲学者十分相似，显示出当时的中国对欧洲而言并非是“停滞的”和“落后的”。该书于2013年被译为中文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