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之论赵高，其略曰：“高用秦之势，以毒天下。关东兵起，天下必以为高之身与秦同为齑粉矣。乃高方谋与群盗和，约弑二世以共分秦地。于是小人有无方之恶，有时而不喻于利，而君子防维之术穷矣。”夫岂独赵高然哉，观之荣禄而益信矣。荣禄用满洲之势、太后之信以流毒天下，与赵高同；时穷势蹙，乃不恤弃满洲、讦太后以求自免，亦与赵高同。惟赵高伏子婴之诛，而荣禄得享富贵以没世。岂天相神（洲）〔州〕，不一其例耶？按：荣禄十年以前，无所表见于天下。自甲午以后，乃以一身系全世界之动静。戊戌、庚子二事，均以荣禄为谋主，荣禄之公忠亮达、才识宏深，亦于此时见之。盖所谓“公忠”者，非公忠于本朝，乃公忠于外国；所谓“宏深”者，非宏深于壮猷，乃宏深于奸计，洵为中外所未及知矣。溯戊戌四月□□日，恭忠亲王薨逝；二十三日，下诏维新；二十五日，召见康有为等；二十七日，荣禄出镇北洋，同日，逐翁同龢。事机之来，间不容发，识者忧之。八月初一日，聂士成劝荣禄用兵自卫，初三日自以一万五千人至河东陈焉。事后聂不得赏，怨望，大言曰“此次功劳都是我的，而天下以为某某，可恨极”云云，于是论者始知此事。初五日，康有为出都，即日附汽船南下。初六日晨，捕康有为于南海馆，不得，始知其去。电饬荣禄捕之，荣禄日中得电， 而不言。至初七日中，始命直隶候补道某甲，往（唐）〔塘〕沽捕焉。不命之见，不予之以札，不予之以兵，不予以专车。某甲至晚始得达（唐）〔塘〕沽，而康有为之去远矣。明日去天津谒荣禄，荣禄甚喜，曰：“我令尔去者，正以天下事未可知，别人不解此意。一认真办，反生枝节故耳。”初十日晚，梁启超自天津潜行，将之（唐）〔塘〕沽，为侦探队所觉，奔告荣禄，而误为康有为。时荣禄已卸北洋大臣任，将入都矣。然特郑重其事，先派小兵船追之，而后使聂士成与招商局总办某、电报局总办某、亲军队统带某，暨天津之现任各地方官同追之，大索于塘沽。夫荣禄与康有为为仇宜也，而初六日何以故纵之？既纵矣，何以初十日又严索之？一人一事，数日之间，前后三变，何哉？盖其所谓天下事未可知者，乃初六、初七日，时训政之遂不遂，未可知也。太后而果训政，荣禄为元勋；太后而不果训政，则荣禄有放康有为之德，可以自解于皇上，故其缓捕如彼。至初十日，则太后之训政定矣，不必兼顾皇上矣，故其急捕又如此。又缓捕之事踪迹昭然，难于掩覆，乃遍告人曰：某甲是小人，是最靠不住者，是最会说诳者。盖欲人人以某甲为无赖，闻其言而不信也，而某甲遂用是偃蹇以终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