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1521年5月27日），朱厚熜正式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嘉靖。明世宗继位不久，即命礼臣一起商议兴献王的封号。与杨廷和、毛澄为首的武宗旧臣们之间关于以谁为皇考（即宗法意义上的父亲），以及明世宗生父尊号的皇统问题发生了长达三年半的礼仪之争，史称“大礼议”。七月，进士张璁进言，请求明世宗“继统不继嗣”，请求尊崇生父，立兴献王庙于京师，明世宗命廷臣集议。杨廷和等抗疏力争，明世宗都不允许。明世宗不顾朝臣反对，于十月追尊生父兴献王为兴献帝，祖母宪宗贵妃邵氏为皇太后，母妃慈孝献皇后为兴献后。嘉靖元年（1522年）正月明世宗命称孝宗为皇考，慈寿皇太后为圣母，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此事一直到嘉靖十七年（1538年）九月，兴献帝被追尊为“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简敬文献皇帝”，并将兴献帝的牌位升袝太庙，排序在明武宗之上，改兴献王墓为显陵，大礼议事件至此以明世宗的胜利最终结束。

明世宗继位，就厘清明武宗在位时期的一系列弊政，政治上出现了清明的态势。重新录用正德年间因为直言进谏而获罪不用的诸臣，将明年的田租减半，自正德十五年以前未交的赋税尽数豁免。正德十六年（1521年）五月，罢大理银矿。于同月诛杀钱宁，六月诛杀江彬。释放内苑的珍禽异兽，令之后不得进献。

政治上，明世宗继位后勤于政务，整顿朝纲，推行新政。裁抑司礼监的权力，撤废镇守太监，严肃监察制度，严分厂卫与法司职权。重视任用张璁、夏言等贤臣，他吸取了前朝宦官当权乱政的教训，对宦官严加管束，中央集权得到复兴和加强，使朝政为之一新。明世宗也比较注意以人品和才干选拔官员。他多次降旨，要两京大臣、科道及在外抚按官询访贤才，明世宗表示：“如果有才识优异堪当重任的，应当不拘资格，从公举荐，吏部如果遇到空缺，也应当酌情简用，不许避嫌推托。”明世宗对外戚世袭封爵的制度作了变革，并成为永制。嘉靖八年（1529年），吏部方献夫奏称：“明仁宗洪熙以来，开始封赐外戚，其后外戚一门出现很多权贵，他们的爵位大多世袭相传。”故而有大臣建议明世宗开始实行：已经封爵的贵戚只令其一人终身，其子孙不得再承袭爵位。今后皇亲、驸马，都不得再请求册封爵位。这项制度经世宗裁定后成为永制，即便是世宗之母蒋太后的娘家及其妻陈皇后的娘家亦不准承袭世爵。

经济上，明世宗严惩贪赃枉法，勘查皇庄和勋戚庄园，还田于民。明朝从弘治到正德，间或有人提到土地失额的严重性，但尚未引起朝野普遍的注意和讨论。嘉靖八年（1529年），霍韬奉命修会典。他指出，从洪武到弘治，天下田亩已减强半。嘉靖时期，在一些地区不同程度地实行了赋役制度改革。嘉靖九年（1530年），桂萼在入参机务期间，曾上疏建策清查新增田地及编审徭役。明世宗批准施行。这次改革，因次年桂萼因病乞休归里而未能进一步展开。而桂萼所开创的将税粮与徭役各审定交银若干，统一征收，以求均平的“一条鞭法”的改革效果是显著的，为后世的赋役制度改革提供了借鉴。

文化上，明世宗即位后马上整肃科举制度，来确保选举的良性发展；倡行三途并用，激励士气；整顿学政，来强化学校的教育功能。改正孔子称号和典祀。明世宗执政前期，“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文化和科技空前繁荣，优秀文学作品和杰出人物大量涌现，史称“天下翕然称治”。但是及至明世宗中年，边防费用日益增加，加上世宗大兴土木、迷信祷祀，导致皇帑日益削减。各个行业凋敝衰落，甚至变卖寺田，收赎军罪，尚且不能满足国家的财政需要，可见财政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明世宗执政中期，朝政日渐腐化，由于国家承平日久，明世宗逐步丧失进取精神，日益腐化，滥用民力大事兴建，议大礼的成功，使世宗获得在宗法上的正统地位；与此同时，他还要借助道教来神化自己。而且明世宗迷信方士、尊崇道教，好长生不老之术，方士、道士们利用明世宗梦想长生不死和灵瑞现象的迷信，屡行诈骗之术，愚弄明世宗，使每年不断修设斋醮，造成巨大的靡费。

明世宗一改诸帝佛、道兼崇的习惯，而专奉道教，压制佛教。他对道教的崇信主要是迷信其斋醮方术，同时为了神化自己，他还为自己和父母加封道号。随着杨廷和的去职和大礼议的升级，明世宗的崇道活动也随之升温。斋醮的内容自祈雨雪、禳旱涝、祛病除灾以至求嗣延年，抗倭御虏几乎无所不有。他还赐给入直大臣道教冠服，百官斋醮时，派御史纠仪，派亲信察其不虔者。世宗对道教方术十分迷信，道士邵元节、陶仲文皆以祈禳祓除获幸，宠遇不衰。段朝用以烧炼术进，胡大顺以吕祖“三元大丹”进，其他以丹法秘书进者不可胜数，往往以此瞬息宝贵。明世宗还仿效宋徽宗故事，为自己和父母加封道号，直接神化自己。其父为“三天金阕无上玉堂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尊开真仁化大帝，母为”三天金阕无上玉堂总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母天后掌仙妙化元君”，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后加号“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阳真人元虚玄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再加号“太上大罗天仙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又自号“雷轩”，“天池钓叟”。

嘉靖十九年（1540年），太仆卿杨最以谏监国议且直言求仙之荒谬，“杖死。廷臣震慑，大臣争谄媚取容，神仙祷祀日亟”，在明世宗的高压下，直谏之风渐息，一时“谄风滔天”。史称“古今献诗颂圣者……惟世宗朝最为繁夥”。可见明世宗对得宠的道士多赐以高官厚爵，百官的荣辱进退也往往取决于是否虔心奉道；对于直言批评朝政得失的官员，则残酷打击。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十月，十几个宫女以杨金英为首，决心要害死明世宗，后失败，史称“壬寅宫变”。事后，明世宗便搬到西苑的万寿宫，不敢住在紫禁城的寝宫里。宫婢之变后，明世宗把转危为安归功于事玄之效，更加热衷于斋醮祈祷。他躬服道教衣冠，“以为祈天永命之事”；后妃宫嫔“皆羽衣黄冠，诵法符咒，无间昼夜寒暑”。

嘉靖晚期，边事废弛，吞没军饷，倭患渐起。在嘉靖年间，“南倭北虏”始终是明朝的祸患。各地也爆发多起民变。此时东南沿海工商业发展起来，而海禁依然厉行，沿海民众和王直集团与朝廷的斗争非常引人注目。嘉靖二年（1523年）爆发了“争贡之役”，此后沿海治安多次陷入危机，明朝遂宣布中断一切贸易。期望以围堵的政策来减轻倭寇的威胁，但也断绝许多贸易产业链相关从业人员的生计，致使贸易地下化，商业纠纷无从解决，遂转成武力报复，倭寇之乱不减反增，造成“嘉靖倭乱”。

嘉靖三年（1524年），以后爆发多起大同兵变，嘉靖十四年（1535年）爆发辽东兵变，又发生广宁兵乱。在长城以北，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汗不断寇边，兵力动辄数万，甚至数十万，明王朝的腐败军队根本抵挡不住蒙古的骑兵。嘉靖十九年（1540年）正月，吉囊袭扰大同，杀明朝指挥周岐。六月，瓦剌部袭扰边塞。七月，吉囊入寇万全右卫，总兵官白爵在宣平迎击，将其击败。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春，俺答多次入塞袭扰。八月，俺答汗进犯延绥。十月，朵颜入寇，杀守备陈舜。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俺答称汗，遣使议和并求通贡，明世宗屡次拒绝。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明朝政府首次把王直集团骚扰沿海地区称为“倭人入寇”。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为武力逼迫明世宗答应互市，俺答率军犯大同，总兵官张达和副总兵林椿皆战死。因贿赂严嵩子严世蕃而任宣大总兵的仇鸾惶惧无策，以重金贿赂俺答，使移寇他塞，勿犯大同。八月，俺答移兵东去，八月十四日，入古北口，杀掠怀柔﹑顺义吏民无数，明军一触即溃，俺答长驱入内地，营于潞河东二十里之孤山（今通州东北）、汝口等处，京师戒严。明世宗急集兵民及四方应举武生守城，并飞檄召诸镇兵勤王。俺答兵在城外自由焚掠，凡骚扰八日，于饱掠之后，得到明朝通贡的允诺，仍由古北口退去，史称“庚戌之变”。事后，严嵩又杀执行他的命令的兵部尚书丁汝夔以塞责。俺答以武力成功逼使明世宗答应开市，但北部边境蓟辽地区的滋扰直到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方消停。

葡萄牙人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取得入居澳门的特权。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来自日本的仅有53人的倭寇从浙江绍兴上虞县登岸的，洗劫浙、皖、苏三省，攻掠芜湖、太平等州县二十余处，直逼留都南京城下，横行80余日，杀死杀伤官兵四五千人。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爆发振武营兵变。嘉靖四十年（1561年），戚继光率戚家军等在台州九战九捷，歼入寇台州之敌。此后，戚、俞联合，基本肃清福建、浙江倭寇。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戚继光与俞大猷二军配合，击灭盘踞在广东、南澳的倭寇，东南沿海的倭寇最后荡平。

嘉靖中后期，明世宗宠信奸臣严嵩，造成了很大的恶劣影响。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明世宗提拔年过六十的严嵩入阁，加少傅兼太子太师、谨身殿大学士，后改少师、华盖殿大学士。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严嵩诬害夏言，明世宗准其再任内阁首辅，因而严嵩专擅国政近十五年之久。明世宗崇道斋醮追求长生来说，严嵩为了媚上，他还是全力以赴地去做，不管花多大的人力、财力、物力，都在所不惜。其中单是营建，斋宫秘殿并时而兴，工场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军称之，岁费二三百。经费不敷，乃令臣民献助；献助不已，复行开纳，劳民伤财，视武宗过之。当时明王朝的太仓岁入只有二百万两，而斋宫秘殿等的营建，岁费竟至二三百万，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对此，严嵩实难辞其咎。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严嵩相继除去了政敌夏言、仇鸾，朝中一时无与匹敌，但他深知世宗对大臣的猜忌心理，为了保住他的权位，他对所有弹劾他的官僚都施以残酷的打击，轻者去之，重者致死。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在没有确立太子的情况下，明世宗安排裕王朱载坖（即后来的穆宗）、景王朱载圳婚事，诏于各府举行婚礼。

嘉靖四十年（1561年），明世宗居住的永寿宫发生火灾，明世宗暂时住到了玉熙殿，但是这里地方太小，于是明世宗想营建新宫殿。他问严嵩的意见，严嵩请求他到南宫居住，因南宫为明英宗为太上皇时所居住的处所，所以明世宗很不乐意。然后问徐阶，徐阶请求重修永寿宫。后来由他主持建造成万寿宫，明世宗搬了进去。徐阶因此加封少师，兼支尚书俸，而严嵩渐渐被皇帝冷落。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邹应龙告发严嵩父子，明世宗下令逮捕严世蕃，勒令严嵩退休，徐阶则取代严嵩为首辅。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三月，严世蕃被杀。

随着明世宗年龄增大加之长期服用有砒霜，水银，雄黄，朱砂的丹药，明世宗的身体每况愈下。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正月，方士王金等伪造《诸品仙方》《养老新书》，制长生妙药献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二月，户部主事海瑞上《治安疏》，严厉批评明世宗妄想长生，无父子、君臣、夫妇之情，称“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又称如皇帝“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与宰相、侍从、言官讲求天下利害，洗数十年之积误，置身于尧、舜、禹、汤、文、武之间”，“天下何忧不治，万事何忧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明世宗大怒，命左右“趣执之，无使得遁”，司礼监掌印太监黄锦在旁说：“此人素有痴名。闻其上疏时，自知触忤当死，市一棺，诀妻子，待罪于朝，僮仆亦奔散无留者，是不遁也。”明世宗默然，留中不发数月，海瑞下锦衣卫狱。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1567年1月23日），明世宗去世于乾清宫，年60岁。明世宗去世后，遗诏裕王朱载坖继位，改元隆庆。奉先帝世宗皇帝遗诏，“存者召用，殁者恤录，见监者即先释放复职”。庙号世宗，谥号钦天履道英毅神圣宣文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葬北京昌平永陵。

对于文官集团，明世宗通过大礼仪之争为其父母争名，加强皇权，打击文官势力，迅速摆脱了杨廷和的控制。重新建立了嘉靖初期政坛新的人事格局。整顿翰林院各项积弊，为了提高内阁大学士的行政能力，让内阁有了密奏专权，看似是权力提升，但几任内阁大臣都被他牢牢的捏在手里。

明世宗从正德朝接受的最主要的教训就是防止宦官权力的膨胀。他撤回天下镇守内臣，基本不曾再设；宦官犯罪，则鞭挞至死，陈尸示戒。这并不是说宦官在政治舞台上丧失了作用。在某些问题上，甚至于对辅臣的评价，世宗都仍受到宦官的影响。严嵩与夏言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宦官所进之言决定胜负的。

明世宗也比较注意以人品和才干选拔官员。他多次降旨，要两京大臣、科道及在外抚按官询访贤才，明世宗表示：“如果有才识优异堪当重任的，应当不拘资格，从公举荐，吏部如果遇到空缺，也应当酌情简用，不许避嫌推托。”多年以后，明世宗懊丧地对徐阶说：“选贤用人以尧舜和太祖做的最好，像严嵩这样的官员是朕亲自简拔的，竟然没有才能到如此地步。”应当说，明世宗是努力按照他的贤能的标准去任用人才的。

明世宗整顿朝纲还包括整顿朝仪。某御史弹劾某官员在奏事时咳嗽失仪，世宗认为，此人并非故意不敬，可以不追究。同时，他又说了“近来屡次下旨禁肃朝仪，廷臣有许多故意失态的”。禁城内不许吐唾，明初有规定。世宗把这一条提到禁肃朝仪的高度。

明世宗和张璁、方献夫在革除外戚世封的问题上也达到了共识，下令永远废除此制。嘉靖八年（1529年），吏部方献夫奏称：“明仁宗洪熙以来，开始封赐外戚，其后外戚一门出现很多权贵，他们的爵位大多世袭相传。”故而有大臣建议明世宗开始实行：已经封爵的贵戚只令其一人终身，其子孙不得再承袭爵位。今后皇亲、驸马，都不得再请求册封爵位。这项制度经世宗裁定后成为永制，即便是世宗之母蒋太后的娘家及陈皇后的娘家亦不准承袭世爵。

《明通鉴》编纂者说：“安昌伯钱维圻卒，其庶兄维垣请嗣爵，下吏部议。尚书方献夫等言：‘外戚之封，不当世及。’历引汉、唐、宋事以证。璁以为然，力主之。上善其言，诏：”自今外戚封爵者，但终其身，毋得请袭。’自是，外戚遂永绝世封。”

明世宗继位后，张璁认为科举考试在当时存在着两大弊端，即应试文体不正和主考官不得其人，并认为这是改革科举制度的突破口。为此，张璁提出了两大对策，一是考试文体务必要平实尔雅，裁约就正。进行说理，一定要极尽事物的原理；议论事务，必须要通晓经济天下的道理。如果不是这样，必然不可用。二是各省乡试主考官应访查举荐翰林、科道、部属等有学识有人品的人，另外派遣二人为考官；在两京进行乡试的除了命题的主考官外，增添京官两三人作为分考，以及时弥补主考之所不及。一定要严敕各御史一同参加考试选拔，以保证选取的都是有真才实学之人，遏制私自举荐的风气”。对此改革主张，明世宗予以全力支持。他要求礼部按照张璁的提议，选择学行兼优的京官或进士，每省派出二人，前去监察考试，但不得参与内部决定；两京乡试除了主考外，五经房仍然各加科、部官一员。派遣京官主考各省乡试，以维护考试的严肃性，这在明代历史上尚属首次。

嘉靖七年（1528年），明朝正式推行这一重大举措，如工科给事中陆粲、兵部郎中华钥前往浙江，礼部郎中丘其仁、国子监博士王庭前往山西，吏部主事王激、大理寺评事余前往广东，户部主事王嘉宾、行人李仁前往陕西。主考顺天府乡试的春坊右庶子韩邦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这一改革措施予以积极的肯定。他说：“当今圣上关注科考之事，对科场把握非常严格。”此次乡试因按张璁所定新制举行，故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次年（1529年），张璁在阅完会试试卷后，对从各地乡试选拔的三千七百多人的考卷文风的崭新变化深表满意，并大加赞赏。张璁认为：“如今文人有如此大的成绩，都是因为当今圣上的决策正确。”在明世宗亲自批完廷试考卷之后而排列名次时，世宗并不以己意而定，而是要求张璁等人从公论定。

明朝宗室世代承袭，只享受优厚的待遇，但却无所事事，成为由朝廷供养的一群寄生阶层。随着时间的推移，宗室人数不断扩大，朝廷的负担也就日益加重。面对严重的“宗藩”问题，明世宗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予以解决。其中收效较为显著的是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颁布实行的《宗藩条例》。它一方面限制诸王宗藩的请封活动，另一方面减少亲王的禄米，规定了数十条具体条款。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宗室贵族势力的膨胀，略为减轻了朝廷的财政负担。

嘉靖初年，明世宗在四郊新建了地坛、日坛、月坛。他将敬万神的天坛改为只敬天神，并兴建地坛、日坛、月坛，整个北京城被放置于一幅八卦图之中：南侧为天属乾卦，北侧为地属坤卦，东侧为日属离卦，西侧为月属坎卦。痴迷于道教的嘉靖还在皇城内大规模营造道教宫观，遗憾的是绝大多数宫观没有保存到今天，如位于今天中海以西的国务院机关办公地，就曾经是明世宗兴建的一组称为“大光明殿”的道教建筑群。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明世宗又决定利用元大都土城遗址，四面环绕修筑京城外郭城。最初规划的外城长七十里，东西十七里，南北十八里，设城门十一座、敌台一百七十六座，西直门外和通惠河设置水闸两处，其他低洼地带设置水关八处。由于工期浩大，在严嵩的建议下改为先修筑南面，将正阳门外的大片繁华市区包入，得到明世宗的许可。后因用兵频繁，再加上1557年紫禁城大火灾后将财力物力集中于宫殿的重建，因此外城一直没有再筑。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增筑外城各城门的瓮城。

嘉靖中期以后，东南沿海海贼，倭寇活动更加猖獗，卫所海防体制无法应对严重的局势，军事改革势在必行，戚继光，俞大猷等先后招募，编练新军，在沿海建立水寨，打击倭寇。随着浙、闽等剿倭的军事胜利，自嘉靖中后直至万历初年，倭寇自闽突入潮、揭，与当地海寇吴平，许栋海盗等勾结，进攻潮州、揭阳、蓬州、新安、广海、双鱼、雷州等南海沿岸卫所，盘踞海岛，流毒海滨，南海地区成为海患发生的重点区域。在平定海患过程中，总督等广东官员逐渐认识到，如果朝廷集中兵力围剿，倭寇，海盗可以平定，但这种依靠临时征集省内外大军的征剿用兵方略，是权宜之计，难以保证沿海长治久安。

嘉靖十五年（1536年），总督钱如京根据海防形势奏请，将原设在广州的巡视海道副使（以都指挥体统行事）复设于南头，巡视全省海防。吴桂芳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任两广总督，即设总兵府衙门于潮州，调动狼土劲兵四万五千名，福兵一万五千名，以伸威营总兵俞大猷为帅，与倭寇相持两月，大破敌军。

在东南沿海，海防十分空虚，一些重要地段的士兵仅有原额的三分之一，战船十存一二。致使日本海盗大举进犯。仅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以后的三四年间，江浙军民被倭寇杀害的就有数十万人。所以，明世宗在位的四十多年间，是东南沿海倭患最为严重的时期。最后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并涌现了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等著名抗倭将领，成功捍卫了帝国海疆安定，有力打击和扑灭了倭寇侵扰和海盗疯狂掠夺行为。

明世宗时期，俺答几次要求通贡、互市。遭致世宗拒绝，游牧经济对农耕经济的需求致使明蒙关系不断恶化，明朝边患问题不断。嘉靖年间，蒙古族在其首领俺答的率领下频繁入掠，给明王朝的北部边防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进而酿成明代北边危机的第二次高潮——庚戌之变，并且终嘉靖一朝，北部边防一直处于刀光剑影的战争状态。

明世宗在位45年中，减免赋税、赈济灾荒100余次。明世宗曾亲自到南郊耕田励农，皇后亲自到北郊养蚕，并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嫔妃、宫女们都参加了。

在嘉靖年间，贸易市场发展了，税务在国计民生中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服匠役的劳动力可以用银两抵换，这是低级形态的劳动市场。

嘉靖时期对国家祭礼进行了全面的变革，旨在追崇其父兴献王，塑造帝系正统，为自己藩王入主大统“伦序当立”的合法性作礼义上的论证。祭礼改制伴随着大批郊、庙等祭祀之所的建设，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同时，祭礼改制也激起了官僚体制内部的权力之争。可以说，嘉靖祭礼改制对当时政治、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

“大礼议”的过程中，出现了《大礼奏议》《大礼集议》《大礼纂要》《大礼要略》《大礼全书》《明伦大典》等紧扣议礼而进行的系列礼书编纂活动，从个人倡导到国家行为，最终《明伦大典》以国家政典的形式刊行，为“大礼议”进行了一次官方理论总结，成为打击反对派、传播“大礼”定论的工具，显现出了朝内政争与官方史学之间的特殊联系。

明世宗继位以来，将《永乐大典》作为必备的参考经典，并时常在朝廷上引用。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宫中火灾，火势危及文楼。火灾之后，明世宗萌生了将《永乐大典》再抄一部副本另外保存的念头。重录副本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方告完成，与永乐正本的格式、装帧完全一致。永乐正本移放到文渊阁，明亡之后下落不明。

明世宗在历史上以崇信道教而著名，是继宋徽宗与此同时，他禁绝佛教，对明代佛教、社会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明世宗好标新立异，较少保守思想，强化君权、树立“英主”形象，嘉靖九年开始进行以清理封建祭祀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改正祀典活动。改天地合祀粼天地分祀，去掉孔子王号，恢复“至圣先师”称号等一系列清理和改定的举措陆续实施。虽然这些与政治、经济改革关系极小，但却是嘉靖皇帝敢于变更祖制的结果。

明世宗在改正祀典中，将朱元璋制定的关于天地合祀，孔子祀典等多项规定改动了。这无疑动摇了祖制不得变动的陈腐观念，一定程度上为改革活动的开始清除了思想障碍。

张廷玉等《明史》：世宗御极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顾迭议大礼，舆论沸腾，幸臣假托，寻兴大狱。夫天性至情，君亲大义，追尊立庙，礼亦宜之；然升祔太庙，而跻于武宗之上，不已过乎！若其时纷纭多故，将疲于边，贼讧于内，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虽剪剔权奸，威柄在御，要亦中材之主也矣。

李乐：世宗皇帝继统，年龄虽小，英断夙成，待此辈不少假借。又得张公孚敬以正佐之，尽革各省镇守内臣，司礼监不得干预章奏。往瑾时，公卿大臣相见，无敢抗礼，甚有拜伏者。自张公当国，司礼以下各监局巨珰，见公竦息敬畏，不敢并行并坐，至以“张爷”呼之，不动声色，而潜消其骄悍之心。盖自汉唐宋元以来，宦官敛戢，士气得伸，国体尊严，未有如今日者，诚千载一时哉！

张居正：

李维桢：世宗享国长久，本朝无两，礼乐文章，灿焉兴革。斋居数十年，图回天下于掌上，中外俨然如临，其英主哉！如终则新都（杨廷和）、永嘉（张璁）、华亭（徐阶）功大矣。吏治繁伪，兵政窳惰，民力虚耗，亦由是始。方之汉武，功不胜过焉。

朱国桢：宋元以来，风俗诡幻奢靡，大圣人出而更化一主于刚，太祖尚已，文皇遵之，先后五十余年，风行草偃，国势甚强，阅百年至正德而渐已极矣。乃有世宗一振起之，孝为之本，礼为之维，其作用全以刚德胜。刚必激，激必亢，于是柔奸稍稍得入，而要之体常健，其威常不测。能知人，能安民，奸亦卒无所容，中正之士乐为之用。腹心得人，元气自固，虽有夷虏盗贼，皆归扫刷涤荡中，而天下晏然有四维之固。至盖愆成美之诏，天下传诵，莫不咨嗟流涕，既凛凛于秋肃之威，更眷眷于春温之泽，真可谓善继祖武者矣。

谈迁：世庙起正德之衰，厘革积习，诚雄主也。因议礼自裁，好稽古右文之事，诸臣迎附，祗诤于仪节，反实政略焉。方士蚀其心，倭虏撼其末，饥盗岁见，而皇威四讫，驾御得人，则股肱之力为多。至政地寄腹，往往非其任，靡文塞责，先朝淳厚节俭之遗，荡然靡余。狡伪成风，吏民相沿，不以为非，亦一代升降之关也。好长生术，果享永祚。古人如汉武、唐玄、宋仁各有称，今治不及开元、庆历，而亦无天汉、天宝之失，庶几哉优于汉唐矣！

谷应泰：

雍正帝：明代自嘉靖以来，君臣失德，盗贼四起，生民涂炭，疆圉靡宁，其时之天地，可不谓之闭塞乎。

乾隆帝：嘉靖、万历、天启之昏庸逸乐，阿柄下移，以致权臣奸宦，相继而擅威福，乱政害良。此数君惟知蒙业而安，于国事懵然罔觉，虽未及身而丧，不数传而驯至灭亡。使有能奋然振兴，追念洪武之旧图，励精求治，未必不可挽回于未造，而晏安酖毒，终于不可救药。

昭梿：世宗虽委信权奸，任意施为，然用人之柄，不至下移。恶杨升庵终身，介溪不能包庇。立斥赵文华，诛丁汝夔，皆出己意，非若宋理、度诸君，委靡不振。故严嵩惟知迎合上意，以盗国政，与刘放、朱异相似，终非秦桧、贾似道之可比也。

张佩纶：嘉靖之喜独断，刑法偏颇已甚，尤莫奇于复套之狱。曾襄愍（曾铣）建复套之议，所陈八事……自是筹边伟略。帝既令夏言拟旨，优奖铣。铣意出师鸠兵缮塞，初无败衅之事，乃主眷潜移，忽然诟责，既不复套，言、铣罢职足矣，无故逮之杀之，诚不可解。……襄愍才足办此，既以庙算同心，即可坐收成效，特因严嵩、仇鸾浸润之潜，无故而加刃劳臣，纵敌长寇，以世宗之果于有为，而颠到[倒]是非如此，然则其色厉内荏，于军国大计茫然不辨而已。夫张经辈，虽杀之过当，犹曰倭患已深也。铣特以开边故，致并夏言就戮，则凡筹边计者孰不以因循粉饰为事，无怪乎明自嘉靖而益弱矣。

孟森：

毛泽东：炼丹修道，昏庸老朽，坐了四十几年天下，就是不办事。

王家范：

毛佩琦：实际上在我们看来，明世宗嘉靖皇帝在整个明朝17个皇帝中，他是应该有作为的皇帝，他上朝不久就发动了一个大礼仪。用现在的话可以说是政治运动吧，这个大礼仪把朝廷上下的官员全部牵扯进去了。

南炳文、汤纲：

卜键：

当年明月：他是明代有史以来最为聪明的皇帝，在明代的十几位皇帝中间，如果要按智商水平排序，他至少在第三名，他的聪明，丝毫不比朱元璋差，而且非常狡猾，也善于控制大局；嘉靖白天是在潜心修道，晚上他在改奏章，这是他能控制群臣的关键。晚上改奏章直到凌晨五点，他才躺下睡一会儿，他决不放过任何一个控制群臣的机会。自古以来做皇帝的是有蠢人，但明代没有蠢皇帝，嘉靖修道是为了多活两年，因为他掌握了做皇帝的规律，没有人能动摇他，这是修道的根本。

明世宗信奉道教，他不仅本人信道，还要全体臣僚都要尊道。明世宗时道士邵元节、陶仲文等官至礼部尚书，陶仲文还一身兼少师、少傅、少保数职，这在明朝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明世宗迷信丹药方术，他派人到处采集灵芝，并经常吞服道士们炼制的丹药。为满足自己修道，明世宗数次遴选民女入宫，每次数百名。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明世宗命宫女们清晨采集甘露兑服参汁以期延年，致使上百名宫女病倒。宫女们忍无可忍，以杨金英为首的宫女差点将明世宗勒死，这就是历史上罕见的宫女弑君的“壬寅宫变”。特别是经“壬寅宫变”幸得未死，从此移居西苑，设醺炼丹，迷信道士邪说，养生修道，二十余年不回大内，法纪逐渐松弛。另在宫内外兴建大量宫殿庙宇，加重百姓的负担，使得国家财政危机愈益深重。

明世宗任用道士，把自己的想法写在纸上，然后让道士烧掉，企图让神仙知道自己的想法，有一个叫蓝道行的道士，平生最恨严嵩，借助这个机会向明世宗传达了“奸臣如严嵩，忠臣如徐阶”的字样，最终使权臣严嵩落马。

明世宗在一次经筵上，讲官徐瑨讲《论语》中“曾子有疾”章，故意回避其中“人之将死”这句，明世宗说：“死生常理，有何嫌疑？”命令补上。但后来逐渐忌讳“死”及其谐音字。

明世宗对他人用语极为敏感，忌讳也很多。刚即位时，有一次穿的龙袍很长，明世宗老是要挽起来，很不高兴。内阁首辅杨廷和说：“此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明世宗马上转怒为喜。

晚年，太医院使徐伟为明世宗诊脉，明世宗龙袍拖在地上，徐伟不敢接近，明世宗问原因，徐伟说：“皇上龙袍在地上，臣不敢进。”明世宗便收其龙袍，让他诊脉，完毕后，明世宗写了一道手诏给内阁大臣，内容是：“伟顷呼地上，具见忠爱。地上，人也；地下，鬼也。”徐伟看到后恍然大悟，庆幸自己捡回一条命。

此外，嘉靖年间，蒙古连年入侵，明世宗也厌恶“夷狄”这两个字，每写到“夷狄”这两字，都会写得很小，以示贬低之意。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高拱出的会试题目有“绥之斯来”、“其死也哀”两句，又有两个“夷”字，明世宗看了后龙颜大怒，要从重惩处高拱，在徐阶的辩护下才作罢。

嘉靖年间，宫中养了一只叫“霜眉”的卷毛猫，呈微青色，但双眉却是洁白的，非常善解人意，明世宗出行时，此猫充当前导，又经常伺候明世宗睡觉，明世宗爱如珍宝。后来，霜眉死了，明世宗非常伤心，命令大臣们写祭文，但大臣们都没写过动物祭文，难以发挥，只有一个叫袁炜的礼侍学士在祭文中写了“化狮成龙”四字，令明世宗十分满意，提拔他做礼部尚书，补入内阁。明世宗下令将霜眉埋在万岁山北麓，题碑“虬龙冢”。

嘉靖六年（1527年），皇室为永淳公主招选驸马。通过太监、女官的极力推荐，皇室选定了一个叫陈钊的男子，并和陈家定下了婚期，永淳公主即将“下嫁”。谁知，有人向皇家告发说，陈钊家族世代患有恶疾，而且生母是再婚，且做了别人的小妾。堂堂的大明公主嫁给一个小妾的儿子，实在是有辱皇室的尊严。于是明世宗马上悔亲。可眼看婚期将近，为了挽回皇室的面子，明世宗赶紧命人在全国海选，另招驸马。经过千挑万选，终于挑中了一个叫谢昭的男子。这次，明世宗亲眼审查驸马人选，于是，他接见了谢昭。谁知亲眼一见，明世宗狂怒不已，原来这个谢昭奇丑无比，这与之前下面官员描述的“高大俊朗”有着天壤之别，皇帝很生气，然而婚期不等人，明世宗只好自吞苦果，在明知被骗了的情况下，准许妹妹永淳公主下嫁给谢昭。

皇子

公主

十一月二十四日，离冬至大祀之典只有两天了。明世宗“偶有小疾”，就写信给礼部官员，说明情况，礼部很知趣，随即上疏请求遣官代行。这一时期遣官代祭虽屡有发生，但明世宗亲祀之事毕竟还较经常，只是壬寅之变发生后，才基本不参加祭祀大典，几乎完全由官员代行了。不视朝，不举经筵，不出席典礼，明世宗把自己禁闭在西苑的小圈子里，一意玄修，幻想长生不老。

明世宗的长期怠政，导致出现了严嵩专权的局面。“壬寅宫变”后，世宗躲进西苑，日祈长生，朝讲尽废。他虽然仍通过批阅章奏，掌握着军政大权，但朝廷日常事务却无法亲自处理。同时，整日忙于斋醮祈祷，和朝臣们极少会面，君臣隔阂亦愈益严重。严嵩极善迎合，嘉靖七年（1528年）升任礼部右侍郎后，步步高升。嘉靖十五年任礼部尚书。他在改正祀典中，处处附合明世宗，赢得欢心。宫婢之变后，明世宗移居西苑，与外界接触极少，除方士外，朝臣中只有严嵩能够见到他的面。于是严嵩便利用独承顾问的有利地位，排挤其他阁臣。明世宗下的谕旨，他都尽可能不让别的阁臣知晓。这样，他就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处理朝政。对于内阁最重要的票拟之事，严嵩更是抓住不放，不允许别的阁臣参与其间。严嵩此人机敏，善于揣摸明世宗的意向。他入阁时已六十多岁了，年纪毕竟大了，反应也渐渐迟钝。但他仍不准其他阁臣插手，而是让其子严世藩代行。内阁而外，严嵩对各府院部衙门也加紧控制。他遍引私人居要地，形成严密的亲信势力网，以掌握大权。严嵩父子窃取朝中大权后，贪赃枉法，疯狂地攫取财富。内外官员升迁任免，多以贿赂多寡而定。这就造成政以贿成，吏治极为腐败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嘉靖朝政日益下滑，社会矛盾和危机也就日益尖锐和严重了。

明世宗入继大统之后，专以道教为尊，毁佛寺，逐僧人。嘉靖二年（1523年），世宗用太监崔文言，于宫中建醮。明世宗对劝谏皆不理会，频设斋醮，事无大小皆请于神，不验则请之再三，有验则行大醮以谢神佑。笃信方术，必然恩宠道士。明代自洪武年间即有很多受礼遇的道士，如张中、周颠仙、丘玄清、冷谦等。嘉靖朝在各地广度道士，仅嘉靖二十六年就度道士二万四千余人。世宗朝受恩宠的道士最多，恩典也最滥。邵元节、陶仲文、段朝用、龚可佩、蓝道行、胡大顺、蓝田玉、顾可学、盛端明、王金等道人方士皆受宠幸。嘉靖朝的奏章亦分“前朝”，“后朝”，诸司百官所奏者为前朝；道士方伎所奏者为后朝，前朝官员不得与闻。

祭神修仙，所费无限。修建寺观、牒度僧道、举行斋醮、访求仙药等，皆需巨额资财，明代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荒废殆尽。世宗为了供奉神祗，大兴土木，建宫设坛，岁废数百万。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仅川、贵、湖广采木费用即达三百三十九万两。举行供斋醮神仪式，皆需赤金数千两，屑为金泥，用于书写门匾对联等。另外，祭神修仙又需要大量珠宝玉器、沉香、白蜡以及蔬食之费等，所废无以计数。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命景德镇烧制内殿醮坛瓷器就达三万件。当明世宗无限制地设醮修仙、荒政误国之时，亦有一批忠直诤臣敢于抗争，力挽时局，他们纷纷谏止奉道修玄，并因此得罪失官，甚至丧命。嘉靖十九年（1540年）世宗受道士段朝用唆使要退养深宫，朝政交给年仅5岁的太子。圣谕传下，举朝惊骇，但皆不敢言。太仆寺卿杨最冒死直谏，世宗大怒，命重杖杨最一百，然杖打五十即死，明世宗仍令杖满一百始罢。满朝百官，跪伏震惧。明世宗在位四十五年，举国奉道，国之要事皆祷神佑，朝臣之务皆以道事为重，百官侧目，言官讳言，致使明代政治偏离主道而日渐昏暗，释与儒皆不敢各立门户，道教之玄理方术对明朝中后期社会影响至深，令人深思。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十四日明世宗去世，有人认为明世宗迷恋道教，吞噬炼丹，认为他就死在慢性中毒上。也有人认为他是得病而死。

明世宗死后葬于永陵。明永陵位于阳翠岭南麓，永陵宝城直径为81丈，裬恩殿为重檐七间，左右配殿各九间，其规制仅次于长陵，而超过献、景、裕、茂、泰、康六陵制度。其裬恩门面阔五间则与长陵相等，其后仅定陵与之同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