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线力挽狂澜

全俄军事委员局认为，可以任用伏龙芝担任军事工作。此后他被任命为雅罗斯拉夫尔军区政治委员，为组建苏军部队做了大量工作。该军区的军事指导员费奥多尔·诺维茨基（1870-1944）曾是一位前沙皇军队的少将，后来是军事学院关于伏龙芝军事史的权威。他的大哥尤金·诺维茨基（1867-1931）是白军中将，二哥瓦西里·诺维茨基（1869-1929）中将是临时政府的北方面军司令，后来是红军军事史教授，费奥多尔·诺维茨基深知伏龙芝对军事有深刻的理解，认定伏龙芝是将帅之才，能够担任军队的高级指挥职务。

伏龙芝很渴望亲身上前线搏杀。这年冬天，他与诺维茨基来到莫斯科，请求把他俩派到前线作战。伏龙芝希望能够指挥一个团的兵力，费奥多尔·诺维茨基却劝说他应该争取指挥一个集团军。莫斯科方面的答复是：将两人派往南方面军，伏龙芝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诺维茨基担任方面军参谋长。但诺维茨基坚决反对这一任命，认为应给伏龙芝安排高级军职。这位老将军对伏龙芝如此推重，引起了苏维埃党中央组织部门的重视。于是，伏龙芝最终被任命为第4集团军司令员（1919年1月到职），诺维茨基则担任该集团军参谋长。

1919年1月，伏龙芝来到萨马拉市，接管了第4集团军的指挥权。第4集团军隶属于东方面军，担负土耳其斯坦方向的作战任务。该集团军由游击队和赤卫队编成，指挥员中的游击习气浓厚，缺乏正规军队的素质。伏龙芝到任后对部队大力整顿，使第4集团军很快脱胎换骨，成为一支训练有素的战斗兵团。

其时的东线战场是国内战争的主战场。在击退捷克斯洛伐克叛军不久，东方出现新的劲敌—前沙皇海军将领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高尔察克，他得到协约国大量枪炮的援助，建立了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3月，高尔察克发动大规模攻势，大军直逼伏尔加河流域。高尔察克的神速进展，令各地白军首领都对他俯首称臣，承认他是俄国的最高统治者。当时，英国丘吉尔预言：再过两个星期，高尔察克一定能拿下莫斯科。

当时，高尔察克的中央兵团长驱直进，形成了一个面向伏尔加河的突出部，自己的侧翼却暴露了出来，正处于东方面军南翼的伏龙芝立即敏锐地发现了这一情况。他主张采取强有力的侧翼突击，粉碎高尔察克军队的主要集团。东方面军总司令员加米涅夫同意了伏龙芝的看法，并让他指挥方面军的整个南翼。1919年4月10日，东方面军的南集群正式成立，辖第1、4、5和土耳其斯坦集团军，伏龙芝担任司令员。

伏龙芝以最快速度实施了他的计划，在短时间内就组建了3个突击群，于4月28日便指挥部队发起凌厉的攻势，锋芒直指高尔察克的侧翼。他巧妙地利用敌军之间的空隙，对敌人实施分割和各个击破，将高尔察克部队打得溃不成军。白军被迫退守白河东岸。伏龙芝不给敌人喘息的时机，亲自率领5万步骑兵强渡白河。战斗中他身先士卒，手持步枪在火线上冲杀，部队官兵士气大振，打退了敌人发动的反冲击。经过一系列的激战，高尔察克部队被彻底打垮。红军各兵团乘胜勇猛追击，将白军逐出了乌拉尔工业区。高尔察克被迫沿铁路节节东退，最终落得个败亡的下场。

东线的出众表现和辉煌战绩使加米涅夫和伏龙芝都得到了晋升。1919年7月，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加米涅夫升任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伏龙芝接替他担任东方面军司令员。伏龙芝仅用了几个月时间就验证了诺维茨基将军的看法，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

后来诺维茨基指出：伏龙芝仅以1个步兵师另1个旅实施正面突击，而集中4个师向侧翼实施主要突击，在主突方向上造成了2～2.5倍于敌的优势，从而迅速突破敌人防御，包围了敌军主力，迫其向东败退，对高尔察克的反攻如此精妙，而反攻的成果又是如此巨大，即使没有后来在土耳其斯坦，特别是南方面军取得的胜利，伏龙芝也是当之无愧的伟大统帅。

征战土耳其斯坦

1919年8月，红军胜利收复乌拉尔地区，将高尔察克击退到西伯利亚。此时，东线形成了两个战略方向：一是西伯利亚方向，二是土耳其斯坦方向。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将东方面军划分成2个方面军：东方面军和土耳其斯坦方面军。伏龙芝被任命为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司令员。

土耳其斯坦即今中亚五国，面积将近400万平方公里，地域比整个欧洲还广阔。那里物产丰富，盛产大米、葡萄、水果和羊、马，而且是俄国的棉花生产中心。十月革命前，俄国惟一发达的就是纺织工业，所以中亚对俄国十分重要。

当时，伏龙芝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歼灭高尔察克的南集团军，打通俄与土耳其斯坦的联系。伏龙芝经过精心策划后，实施阿克纠宾斯克战役，以第1集团军发起猛烈突击，很快突破优势敌军的防御，将敌人分割、包围和歼灭。只经过短短1个月的战斗，红军就打垮高尔察克的南集团军，扫清了通往土耳其斯坦的道路。

伏龙芝的下一步作战目标是乌拉尔斯克的哥萨克白军。乌拉尔斯克，是今哈萨克斯坦西部的一个州，那里是大片的草原地带，利于哥萨克骑兵发挥威力。红军最初的进剿并不顺利，第25师师部遭到敌骑兵的袭击，内战中的传奇英雄夏伯阳牺牲。于是伏龙芝改变战略，采取“双管齐下”的军政方针：在军事上，他将敌人逐离市镇和村庄，赶往荒无人烟的草原区，使之陷入断粮缺食的困境；在政治上，他号召哥萨克人脱离白军，向苏维埃政权靠拢。于是，哥萨克人纷纷放下武器投降。这一地区的白军也很快被肃清。

从1920年春季起，伏龙芝转入消灭巴斯马赤匪帮。这伙匪徒四处骚扰，袭击驻军，抢劫居民。他们骑着剽悍的快马，而且对地形非常熟悉，红军部队难以追歼。伏龙芝开展有力的军政攻势，他派部队攻占匪徒的巢穴，并建立骑兵游击队追歼逃敌。同时，对敌人开展政治招降工作，使他们纷纷转向苏维埃政权。有一次，伏龙芝只带了两名随从，前去与一位匪首谈判。会见地点挤满了武装匪徒，但谁也不敢对伏龙芝动手。伏龙芝采取“剿抚并用”的策略，很快消灭了这股叛匪。

当时土耳其斯坦的内部存在两个君主国——希瓦和布哈拉。1919年11月，希瓦的可汗政权被民众推翻。1920年8月，布哈拉也爆发了武装起义，起义者请求红军提供援助。布哈拉统治者得到英国援助，拥有4万正规军和非正规军。而伏龙芝只能派出1万援军，还要面对敌人的坚固城墙。时值盛夏，酷暑难耐，沙地赤热，红军行军途中尘土飞扬，一路上缺少水源。然而，在伏龙芝的卓越指挥之下，红军部队克服了这些困难，攻克了坚固的布哈拉要塞，协助起义者赶走了封建君主。伏龙芝部队创造的奇迹，令英国人都钦佩不已。当时英国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称伏龙芝是“时代最伟大的统帅”。

解放克里木半岛

高尔察克在东线失败后，南线的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成为白军首领。他凭借剽悍的哥萨克骑兵，在南方战场横行一时，但很快也被红军所击败，其残部盘踞克里木半岛。随后，弗兰格尔男爵接掌克里木白军，并得到英法的大量军火援助，建立了一支现代化的新型骑兵。他乘苏波战争爆发之机，出动15万大军向北进攻，在7月份占领了乌克兰南部，逼近俄国的煤炭中心顿巴斯。

1920年9月，伏龙芝应召前往莫斯科。根据列宁的亲自提议，由他指挥对弗兰格尔作战，所部被命名为“南方面军”。列宁赋予伏龙芝的任务是：务求在冬季到来之前，肃清乌克兰和克里木的白军。为尽快消灭弗兰格尔，红军向南线调遣了精兵强将。苏联最早授衔的5位元帅，此时就有3位在伏龙芝的麾下，即第1骑兵集团军军长布琼尼、军事委员伏罗希洛夫、步兵第51师师长布柳赫尔。

伏龙芝统率南方面军之后，首先顶住了弗兰格尔的攻势，然后挥师发起强大的反击，迫使白军退守克里木半岛。克里木半岛易守难攻，自古被兵家视为畏途。当时弗兰格尔公开宣称：红军休想攻下克里木半岛。他企图坚守到第二年春夏，在协约国的支持下卷土重来。克里木半岛的主要入口，是素称“天险”的彼列科普地峡。那里有白军构筑的坚固要塞，其主防线号称“土耳其壁垒”，拥有长达10余公里的高大城墙，前方是一道宽达20米的深濠，城墙上密布着火炮和机枪。这样深沟高垒的防线，红军还是头一次遇到。

伏龙芝力求避免正面攻坚，绕开敌人的坚固堡垒。他发现敌防线上的薄弱环节是利托夫斯基半岛，那里仅以锡瓦什湖作为屏障。伏龙芝从军事历史书上知道，锡瓦什湖遇到西风时可能干涸，各兵种都能在湖面上通行。于是，他询问熟悉情况的当地居民，亲自到湖边实地勘察，并拟定了大胆的彼列科普—琼加尔战役计划：派一支部队涉过锡瓦什湖，在利托夫斯基半岛登陆，迂回到敌人的侧后方；同时，在敌人防线正面展开强攻，对守敌实施前后夹击，一举突破彼列科普防线。

1920年11月7日凌晨，伏龙芝按计划派出1个突击集群在夜幕掩护下向敌防御较弱的琼加尔方向实施主要突击，后因情况起变化，他果断地将主要突击转向彼列科普方向，使主突方向上的兵力约占总兵力的三分之二。在这个方向上，他仅以两个步兵旅从正面实施辅助进攻，而以3个师编成突击集团，连续强渡7公里宽的锡瓦什湖，对敌侧翼实施主要突击，很快夺取了利托夫斯基半岛，向守敌翼侧和后方展开进攻。8日，由布柳赫尔指挥的第51师从防线正面发起猛攻。官兵们冒着炽烈的炮火，前仆后继地奋勇仰攻。9日，红军突破了“土耳其壁垒”。2天后，又突破了白军第2道防线。弗兰格尔见大势已去，率部仓皇向港口撤退，坐上法国人的军舰逃之夭夭。伏龙芝短时间内就解放了克里木，胜利地结束了苏俄国内战争。列宁对这一战役予以最高评价：“坚决、彻底和神速地击败弗兰格尔，是红军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苏维埃政府授予他荣誉革命武装——一把带有“人民英雄”题词的军刀。

1920—1924年伏龙芝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驻乌克兰特派员，指挥乌克兰和克里木武装部队，兼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22.2起）和乌克兰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1年11月一1922年1月率乌克兰外交代表团赴土耳其，签订乌克兰社会主义共和国伺土耳其的友好条约。1924年3月，鉴于红军存在某些缺点，没有做好应付战争的准备，联共（布）中央决定改组红军领导层，派一位得力干部掌管武装力量。伏龙芝是内战中最有声望的将领，又是经过严峻考验的革命家，自然是担任这一职责的理想人选。1924年3月，伏龙芝被从乌克兰召到莫斯科，被任命为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副陆海军人民委员，以削弱托洛茨基对苏联军队的掌握。同年4月兼任工农红军参谋长和军事学院（今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从那时开始，伏龙芝实际主持陆海军的工作。

1925年1月苏共中央解除了托洛茨基的军事职务，由伏龙芝接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与陆海军人民委员。从2月起兼任劳动国防委员会委员。根据党的决定进行的1924—1925年军事改革是在伏龙芝领导下制定和实施的。这次改革是建设苏联武装力量和加强国家防御能力的重要步骤。国内战争结束后，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十分困难，工业总产值不到1913年产值的四分之一，而红军兵力却达550万。为此，列宁指示要大大减少军队数量，但不能降低国家的防御能力。根据这一指示，他建议保留少量常备军，同时大力开展对适龄公民的军训，以备一旦发生战争，红军即能迅速扩编。布尔什维克党采纳了他的建议，除保留边境军区以及海军和技术兵种等常备军外，内地军区改为地方部队，其中基干人员仅占10～20%，其余均为不脱产的民兵。民兵主要是就近征集的城乡人员，服役5年，每年集训1～3个月，这样，红军人数到1925年只剩下56.2万人，比战时削减了90%，而整个国防力量却并未削减。

当伏龙芝放射他的才华，致力于红军建设之时，其生命却戛然而止。伏龙芝患有胃溃疡，医生的两次会诊都认为他应该手术。他认为不用手术，但是斯大林坚持让他去做手术，说这可以“一劳永逸”地摆脱胃溃疡。手术中由于伏龙芝的心脏承受不了因麻醉效果不好而增加一倍的氯仿的剂量，他在手术30个小时后死于心脏麻痹。日后，托洛茨基其追随者散布流言，说斯大林有意谋杀伏龙芝。这一说法在国际上传播甚广，但伏龙芝女儿并不认同这一看法，她认为这应该是一场不幸的医疗事故。俄罗斯历史学家也认为，斯大林谋杀伏龙芝是无稽之谈，伏龙芝40岁前已病入膏肓，患有结核病和严重的胃溃疡，加上曾在沙皇监狱里遭受过酷刑折磨，战争期间又曾被炸弹震伤过，即使没有这场医疗事故，伏龙芝能活多久也是未知数。

伏龙芝逝世的时候，正值40岁盛年。他的离世令苏联举国震悼。他的灵枢停放在全苏工会大厦，前来瞻仰的首都民众川流不息。昔日伏龙芝麾下的老战士们、红军和红海军的指挥员们也纷纷从苏联各地赶来，向他们的英雄统帅致最后的敬礼。

伏龙芝被安葬在莫斯科红场，其墓地位于列宁墓的后方。这里是苏联最高等级的墓地。在这里占有一席之地的统帅，通常都是举世闻名的人物。如果不算身兼领袖的斯大林，总共只有3人能享此殊荣，即伏龙芝、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许多城市的区和街道，以及一些中学、军舰，都以伏龙芝的名字命名。为了纪念他对苏联军事科学和军事教育做出的不朽业绩，苏联将曾由伏龙芝任院长的全苏联最著名的军事学府命名为“伏龙芝军事学院”。

伏龙芝知识渊博、才华出众，由他统领红军是众望所归。在掌管苏联武装力量期间，他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大大提高了苏维埃国家的防御能力。他还写了一系列理论著作，奠定了苏联的军事科学基础。伏龙芝的军事理论造诣之深，连西方的军事学者都为之惊讶，称他为“苏联的克劳塞维茨”。

伏龙芝在发展苏联军事科学和军事学术——战略学、战役学和战术等方面做出很大贡献。其原因在于他具有丰富的马列主义理论知识和军事知识以及在国内战争中获得的经验。他在苏联军事科学研究方面的主要功绩，是全面运用马列主义原理解决准备和进行捍卫社会主义的战争这一课题。在伏龙芝领导下奠定了苏联武装力量军事科学工作的基础，在他的积极参与下，就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建设和军事学说、未来战争、人和技术兵器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以及两者的相互关系等课题展开了讨论。对所有这些问题，伏龙芝在自己的重要著作中都作了全面论述，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总结的经验以及军事技术的发展情况他撰写了：《工农红军的改编》（1921年与古谢夫合著），《统一的军事学说与红军》（1921），《正规军与民兵》（1922），《彼列科普和琼加尔回忆录》（1922），《红军的军事政治教育》（1922，发表于1929年），《未来战争的前线和后方》（1924，发表于1925年），《列宁和红军》（1925），《我们的军事建设和军事学术界的任务》（1925）等等。这些著作，对于解决加强苏联武装力量和巩固苏维埃国家的实际任务，在方法论和理论上具有重大意义。

在制定苏联军事学说方面伏龙芝有很大功绩。他最早提出，在军事学说的政治和军事技术这两个方面中，政治方面应占首要地位的原则。伏龙芝指出：“……军事学说有无生命力的主要条件就在于它是否严格地与国家的总目标和国家拥有的物质及精神资源相一致。”（伏龙芝选集，莫斯科1977年版，第37页）他根据列宁关于战争和军队的学说所提出的未来战争性质的定义，也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战争是革命的、阶级的、无所不包的和决定性的战争。伏龙芝根据现代战争由人民来进行这一列宁主义原则强调指出，战争使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卷入自己的进程并从属自己，无例外地触及国家和社会的一切利益。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的经验的分析，他对军事科学和军事学术问题做出一系列重要结论。他认为进攻是军事行动的主要形式，但也不应忽视防御的作用，指出必须精通各种规模的防御形式，以便使防御成为积极的防御，为进攻创造有利条件。伏龙芝在其著作中指出，现代战争中后方的作用和科学技术进步的作用大大加强，作为苏维埃国家防御能力的基础——国家后方的准备具有重大意义。认为未来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机器战争，所以，给陆海军装备技术兵器和加强炮兵、装甲兵、航空兵的建设，应作为一项首要任务提出。同时，伏龙芝还断言，战争的决定因素是人，离开人，技术兵器是死的。现代战争中人和技术的关系问题在他的著作中得到全面论述。

由伏龙芝提出并加以解决的许多有关苏军全体军人的训练和教育课题，后来都得到了确认，并在苏联军人战时与平时的战斗训练和政治教育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他特别强调军队党政工作的重要性及其意义，科学地论证了必须从阶级立场和党的立场出发来评价交战双方的精神政治因素。他指出，不论过去还是将来，苏联共产党对武装力量的领导都是苏联军事建设的基础。他认为在居民和敌军中进行的宣传鼓动活动占有重要地位，要求苏军保持高度的战斗准备，并且教育军人要积极而坚定地行动。伏龙芝的军事理论观点在发展苏联军事建设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教令和条令中都有反映。他所提出的苏联军事学说的理论原则，以及军事科学和军事学术方面急待解决的课题的理论原则，在卫国战争中得到证实。

为了表彰伏龙芝对苏联革命事业和军事科学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他被授予2枚红旗勋章，1件革命荣誉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