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7:06
1840年6月，英国发动对华的鸦片战争。次年5月25日(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五)，英军攻陷广州城北诸炮台，设司令部于地势最高的永康台。永康台土名四方台，距城仅一里，大炮可直轰城内。清军统帅奕山等求和，5月27日与英订立《广州和约》，以支付英军赎城费、外省军队撤离广州等条件，换取英军交还炮台、退出虎门。但和约墨迹未干，英军就不断窜扰西北郊三元里及泥城、西村、萧冈等村庄，抢掠烧杀，奸淫妇女。广大民众义愤填膺，各地团练共图抵抗。
5月29日，英军劫掠队到三元里一带抢掠烧杀，奸淫妇女。韦绍光，又名进可，广东南海人。当他的妻子被窜扰三元里地区的英军士兵调戏的时候，韦绍光揭竿而起，联合村民逐走英军。5月30日清晨，也就是韦绍光等人赶走英军的第二天，三元里村民们估计英军会前来报复。于是村民们在村北的三元古庙前集会，群情激昂，决定武装抗击。同时，萧岗举人何玉成等爱国乡绅“柬传”广州东北郊、南海、番禺、增城各乡，联络了三元里及周围103乡的农民约15000人组成平英团，齐聚在三元里村东北的牛栏岗上。他们商定利用此处的复杂地形，诱歼敌人，一旦发现英军，就“一乡锣响，众乡响应”。各乡代表在韦绍光率领下，众志成城，在庙前誓师，并宣誓“旗进人进，旗退人退，打死无怨”。
1841年5月29日，三元里村民击退来犯小股英军，三元里民众料到英军必会报复，所以在三元古庙集合，相约以庙中“三星旗”作为指挥战斗的令旗，宣誓“旗进人进，旗退人退，打死无怨”。同时，爱国士绅何玉成等出面联络附近103个乡的群众，会后，他们分头联络附近103乡的群众，准备共同战斗。次日，南海、番禺百余村团练手持戈矛犁锄，群起围困永康台。相持近半日，英军司令卧乌古（又译作“郭富”）亲自带兵出击。团练且战且退，诱敌至牛栏冈丘陵地带。时大雨骤至，英军火枪受潮不能发射（印度雇佣兵，英方给他们装备的是比较落后的燧发枪，一遇雨淋便不能使用），团练民众冒雨反击，将英军分割包围，肉搏鏖战。追击过程中，英军第三十七团的一个连（60人）被义军截至稻田中，三四十名印度雇佣兵被刀砍毙伤。英军派出两个水兵连，带着“雷管枪”（不怕雨天）前来增援。被围困两小时之后，英军撤退至四方炮台。
5月29日，一小股英军又窜到三元里村抢劫奸淫，村民奋起搏斗，打死英军数名。5月30日清晨，三元里及各乡群众数千人，手持锄头、铁锹、木棍、刀矛、石锤、鸟枪，向英军盘踞的四方炮台挺进佯攻。英军司令卧乌古率领侵略军负隅顽抗。在战斗中，敌军少校毕霞紧张恐惧过度，加以天气炎热，昏倒在地，几分钟内死去了。敌军乱放枪炮、火箭，群众按计划且战且退。据参与此次战役的英军记载说：“我们（英军自称）的火箭炮继续对着他们的队伍一行一行地推过去，他们仍然没有什么畏惧的表现，摇动着旗帜和盾牌，引诱我们向前进。”卧乌古气急败坏，命令英军追击。农民群众牵着骄横愚蠢的敌军的鼻子到达牛栏冈附近，忽然战鼓擂响，埋伏四周的七八千武装农民猛冲出来，将敌人团团围困。此时旌旗蔽野，杀声震天，妇女儿童也上阵助威。以林福祥为首的五百余名水勇也闻声赶来，参加战斗。各乡群众愈来愈多，英军急忙开枪射击，但挡不住武装群众的洪流。卧乌古指挥部下分两路突围，武装群众当即从两翼包围英军后路，并趁他们渡河和单列行进的有利时机，冲上前去肉搏。
下午一时，大雨倾盆而下。侵略军因火药受潮而枪炮失灵，士气低落，胆战心惊。田间小路又被暴雨淹没，稻田一片汪洋。穿着皮靴的侵略军，在泥泞中寸步难行。三元里人民以长矛猛烈刺杀英军，英军妄图以刺刀抵挡，然而他们不能不哀叹：“刺刀之于中国人的长矛，只不过是一种可怜的防御物罢了。”这时，没有上阵的妇女，自动把饭做好，送上前方。
将近下午4时，卧乌古才把自己的部下重新集结起来。他发现37团第三连“失踪”了，只得调两连水兵再到战地搜索。天黑雨大，一直折腾到晚上9时，水兵们才和找到的第三连共同返回四方炮台。原来，第三连在撤退时和来复枪联队失散，被三元里人民截住了。为了逃命，他们一个挨一个结成方阵，一步步向后撤退。但他们仍然受到三元里人民的惩罚，有一名士兵被打死，一名军官和14名士兵受重伤。
据郭富的报告，5月30日三元里之战，英军共有5人死亡，23人受伤，其中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37团（即有一个连被围困的部队）死亡1人，受伤13人。宾汉的回忆录称，第37团1人死亡，15人受伤。《中国丛报》1841年7月号上的一篇文章说法与宾汉相同。又据麦华生的回忆录，此战第26团有3人死亡，11人受伤，第37团有3人死亡，31人受伤；此数再加上比彻(Beecher),共计7人死亡，42人受伤。看来，数字分歧主要为第37团的伤亡。但若不计较这些分歧，我们可以认定，英军的死亡为5至7人，受伤为23至42人。其中包括英军少校军需比彻（Beecher，一译比彻，一说其为劳累过度致死），相对于鸦片战争的各次战役，英军的伤亡是相当大的。
5月31日，三元里人民再次包围四方炮台。广州手工业工人以及附近州县如花县、增城、从化等地团练也陆续赶来，围台民众增至数万，相约饿死英军。他们用土枪、土炮、矛戈、盾牌、锄头、镰锹等，与英军作战。可谓“刀斧犁头在手皆成武器，儿童妇女喊声亦助兵威并且各乡的农民战士送饭”。卧乌古不敢再战，转而威胁官府，扬言毁约攻城。奕山等闻讯恐慌，急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先安抚英军，复率番禺、南海两县令向团练中士绅施加压力。士绅潜避，团练逐渐散去，台围遂解。英军撤出虎门时发出告示，恫吓中国人民“后勿再犯”。人民群众当即发出《申谕英夷告示》，警告英军，若敢再来，“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出力，杀尽尔等猪狗，方消我各乡惨毒之害也！”
三元里之战，相较于开战以来的定海之战、虎门之战，英军损失较大。即使按照中方文献的伤亡记录（传说或讹传），此战算不上一场重大胜利，更无法改变英军继续肆虐中国沿海，国家落败的结局。英方统帅在拿到所需赔偿后（与三元里此战无关），6月1日英军退出了广州，开始策划进一步北上侵略计划。
虽然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人民的抗英成果没有对战局产生大的影响，但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表明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反抗外侮的爱国主义精神。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纪念馆是为了纪念鸦片战争时期三元里人民自发组织起来在古庙前誓师抗英的英雄壮举。纪念馆位于广州市广园中路34号，原是一座建于清初的道教神庙。95年8月11月被辟为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陈列馆，附近立有三元里人民抗英烈士纪念碑。2016年12月，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纪念馆入选《全国红色旅游景点景区名录》。